出于担心，又或者出于好奇——这样的人会迎头撞上怎样的生活——我有段时间总和他一起。
我终究是务实和紧张的，我开始计算一天睡眠需要多少时间，打工需要多少时间，还有赚学分和实习……这样一排，发觉时间不够用了。大学毕业之后的那次冒险将决定我的一生。高中时父亲的病倒，让我必须保证自己积累到足够的资本，以便迅速找到一份工作，这份工作还得符合我的人生期待。这很难，就像火箭发射后，在高空必须完成的一次次定点推送一样。
厚朴不一样，他实在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东西，或者是不知道可以担心什么，没有什么需要认真安排。
厚朴参加了吉他社——理所当然，毕竟他想组建乐队，然后他又报名了街舞社、跆拳道社——他甚至说自己想象中穿着跆拳道服和人做爱的情景。他是用嚷嚷的方式说的，生怕别人不知道。那段时间里，他脑子里充满着太多诡异的想象，跆拳道在他心目中或许意味着青春的叛逆和城市化吧。最后他还报名了诗歌社。
他热情地拉我去各个社观摩他的“精彩尝试”。陪他走了一圈后，我觉得，吉他社应该更名为“想象自己在弹吉他的社团”，同理，街舞社、跆拳道社、诗歌社，分别是想象自己在跳街舞、打跆拳道和写诗歌的社团。
在迅速城市化的这个国家里，似乎每个人都在急着进入对时尚生活的想象，投入地模仿着他们想象中的样子。这些社团或许更准确的描述还可以是——通过假装弹吉他、跳街舞、写诗歌来集体自我催眠，以为自己变得现代、时尚的邪教组织。
被这种想象俘虏多可笑。真实的世界，世界的真实不是这样的。
大一，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两个学期都拿奖学金——生活费都从那儿来。打一份工，争取第一年攒下三千块——为毕业找工作备粮草，然后进报社实习。实习是没有收入的，但可以看到更多的真实世界：真实的利益关系和真实的人性。要训练自己和真实的世界相处。
就这样，我和厚朴朝两个方向狂奔，以自己的方式。
过五关斩六将之后，我终于获得了到报社实习的机会，面试是厚朴陪我去的。回来的路上，他没有祝贺，而是摇头晃脑地说：“父亲和我讲过一个故事，是他从美国之音里听到的。一个常青藤毕业生到某世界五百强企业面试，那企业的董事长问他，你大一干吗了？那学生回答，用功读书。大二呢？认真实习。大三呢？模拟现实试图创业。你挥霍过青春吗？没有。你发泄过荷尔蒙吗？没有。然后那董事长就叫那学生出去，说你还没真的生活过，所以你也不会好好工作，等补完人生的课再回来吧。”
我知道他想借此告诉我什么，但这故事一听就真伪可疑，厚朴竟然全盘接受。
他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世界。
我没有直接反驳他，也许，我也在隐隐约约期待着，有人真可以用务虚的方式，活出我想象之外更好的人生。
厚朴见我没反驳，接着宣布：“我要组建乐队。”一副青春无敌的样子，又似乎是对我的示威。
开学后没多久，一家台湾连锁的咖啡厅在我们全校招收服务员，要求有三个：长相端庄、谈吐有气质、身材标准。一个月工资一千，可以根据具体课时调整安排工作时间。他兴冲冲地去面试并拉我作陪。乌泱泱的一群学生，都极力想象着高端的感觉，抬头、收小腹、翘屁股，用气音说话，放慢语速。面试的现场我还以为是表演课的课堂。
第一关，端庄，他勉强过了；第二关，谈吐，据说他又热血了一回；第三关，身材——里面传来“吭吭哐哐”摔东西的声音，然后厚朴走了出来：“草泥马的一米七。”咖啡厅老板对他用尺子一量，一米七不到，便很认真地打了个×。他拉着我就跑，边跑边笑：“端庄个毛啊。”
咖啡厅的工作没找到，但厚朴开始忙到不见踪影。经常我睁眼的时候他已经不在宿舍，我睡觉的时候，他还没回来。宿舍里的乐器越来越多，他皮肤越来越黑，人也越来越精瘦。我几次问他干吗去了，他笑而不答。直到我跟着报社的记者到学校后山的采石场采访，才看到不到一米七的他，正抡着一个巨大的铁锤在敲打着巨大的石块。
我吃惊地走上前拉住他：“你可真能啊。”他当时全身汗涔涔的，一条毛巾搭在头上防日晒，活脱脱一个农民：“去他妈的世界，难得住我吗？文明人才怕东怕西，必要的时候我可以不文明，我比你底线低。”
他依然笑得很好看。
不合时宜的东西，如果自己虚弱，终究会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但有力量了，或坚持久了，或许反而能成为众人追捧的魅力和个性——让我修正自己想法，产生这个判断的，是厚朴。
厚朴的乐器在大一下学期购买完毕。大二上学期刚开始，他自己写了个组乐团的启事，挤到一堆正在招新的社团里面，大声吆喝。
海报特别简单，就写了个标题：组建改变世界、改变自我的乐队。
然后下面是两句他自己写的诗歌：
你问我，要去到的地方有多遥远
我回答你，比你看得到的最远处还遥远
你问我，想抵达的生活有多宽广
我回答你，比你能想象到的一切还宽广
事实上，那时候的他之所以能配齐全所有乐器，还是参考着网上的资料进行的。自以为能用吉他弹完几首曲子，对于乐队，他其实什么都不懂。
厚朴找到的第一个团员叫小五，白白嫩嫩、瘦瘦小小，戴着个眼镜，父母都是公务员，此前没有任何音乐基础。招新的前一天，厚朴在操场边布置第二天的招新展位，看到一个又白又净的小男生默默地换完衣服，认真叠好，像豆腐整整齐齐地放在场外，蹦了几下当作热身，就跑进球场里。然后传来了歇斯底里的吼叫声，转头一看，小五青筋暴涨，满脸狰狞，和刚才活生生两个人。厚朴就冲过去邀约了。
第二个团员绰号瘦胖，父亲是国家武术教练，每次从班级到宿舍，总要评点不同女生的不同特质——“她脸是好的，可惜鼻子短了点，导致人中过长，嘴巴即使小巧精致，也已经无法构建整体的美感了，可惜”、“她是个狡猾的女生，其实身长腿短，所以你看她穿裙子，故意把腰带围得那么高，这种女人不能泡”……
第三个团员叫圆仔，父母是开小卖部的，他后来写了许多有零食名字的歌，称之为物质主义流派：“脆脆的虾条你汪汪的眼，薄薄的薯片你软软的话，苍苍的天空，这满地的花生壳，流动的河水，这浓浓的啤酒香……”
团员还有阿歪、路小、扁鼻等等。
厚朴本来想自己当主唱的，但是第一次聚在KTV试音，他一张口，就马上被轰下台了。瘦胖的原话是：不彻底的文明，不彻底的土，彻底的乱唱彻底的难听。结果，扁鼻当了主唱：他起码能用鼻腔共鸣。
最终的排练场地只能设在我们宿舍。据说每天下午四点准时开敲，“哐切哐切”一直到九点，全程五个小时，雷打不动。但有效排练时间一般只有三个小时，中间总是要应付前后左右宿舍传来的抗议，必要时，还得和某个宿舍的人干场架。
使用“据说”这个前缀，是因为那段时间我也经常不在。大二开始，报社的实习转成了兼职。我每个下午都去市区跑新闻：退休干部养成了稀世兰花、老人的孙女爱上自己的老友、领导干部的重要讲话、某场斗殴导致几死几伤……
这个工作经常接触到车祸和事故。带我一起跑新闻的是个女记者，遇到这样的事件，尖叫声的音量总是和靠近尸体的距离成正比。我却有着自己都想象不到的冷静，若无其事地详细打量，记录细节，必要时，我还会用笔去挑开尸体的某一部分。之所以不恐惧的原因在于，我把他们都当成“事件里的某个细节”，而不是“某个人”。然而，每次从事故现场采访回来，走进学校，看到这里乌泱泱的人群，努力散发荷尔蒙、享受和挖掘身体的各种感官时，总会有种强烈的恍惚感。甚至会矫情地想，这么努力追求所谓青春的人，意义在哪？
这种心境下，厚朴越来越成为我心中的奇观。
我担心着、羡慕着、怀疑着又期待着他：他到底会活出什么样子，他到底能活出什么样子？
看着他，犹如在看老天爷正在雕塑的一个作品。但一想到他是我的朋友，却又莫名为他心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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