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确确实实愣了一下，又急忙装作不假思索的样子，大声喊：“招新的乐队成员，继续玩啊，你别忘了，我是厚朴啊！”
只是这样的宣誓，没有从心里透出来的力气，让人听了，反而感觉到无法言说的虚弱。
我在内心挣扎了很久，终于还是没有说出类似“务实点，想想未来要走的路”这一类的话。所以我最终无话可说，仓促地结束了那一次告别。
为什么一定要来北京？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只是觉得，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彻底的地方吧。
到北京后，我确实感觉自己的判断似乎是对的。北京的确是个彻底的地方。挑战是直接的，梦想是直接的，在这个地方，要做的事情动辄都是“国家级别”，这里的人，谈论的经常是如何改变世界，而这些事情不是谈论完就随风散了，确实有的事就这样实实在在地在发生。
这样的地方很容易和荷尔蒙相互催化，给人带来“世界确实无限展开”的那种眩晕感。这样的地方，确实需要大量想战天斗地的人。
从一家杂志社的试用机会开始，我得到了进入这个城市的机会，或者也可以说，得到被这个城市一口吞没的机会。
在一段时间里，我觉得这个城市里的很多人都长得像蚂蚁：巨大的脑袋装着一个个庞大的梦想，用和这个梦想不匹配的瘦小身躯扛着，到处奔走在一个个尝试里。而我也在不自觉中成为了其中一员。
在北京的时候，我偶尔会想起厚朴，犹豫着要不要鼓励他来到这样的北京。北京这个梦想之地，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厚朴天然的生存之所，然而，我也知道，在北京发生的任何理想和梦想，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甚至奋不顾身的实践。我隐隐担心，厚朴这几年一直活在对梦想的虚幻想象中，而不是切实的现实里。我没把握，当他看到梦想背后那芜杂、繁琐的要求时，是否会有耐心，是否具有能力，是否能有足够的接受度——梦想原来是卑微的执着。
十二月的时候，厚朴和我打过电话，告诉我他又招到新团员了，“世界乐队打算重新向世界歌唱。”电话那头他兴奋地宣布。然后就好奇地询问我在北京的每个细节，“我一直在想象活在那样的地方是什么感觉。”
“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就是更辛苦地攀爬，但可以看到每一步，都确实指向一个个看似庞大但又具体的目标。”我这样回答他。
“有没有把世界掌握在手中的感觉？”
他这样一问，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了。这样提问的人，显然没有试过在现实生活中去真正奔赴梦想。
我没能说出口的是：厚朴，或许能真实地抵达这个世界的，能确切地抵达梦想的，不是不顾一切投入想象的狂热，而是务实、谦卑的，甚至你自己都看不起的可怜的隐忍。
但我终于还是发出了邀请，我担心内心膨胀开的厚朴会越来越察觉到自己处境的尴尬，担心他最终会卡在那儿。
“不如你也来北京？我租了个房子，你可以先住我这。”
“好啊。”他想都没想。
我真的以为他即将到来了，于是又启动了提前规划的强迫性习惯。每天结束奔走后回到家，有意无意地，就开始慢慢地整理自己租住的大开间，试图腾出两个人各自的区域。到家具店买了一块床垫，到二手市场买了个书架，中间放满书，隔在我的床和准备给他的床垫中间。我还把吃饭的小餐桌往自己的空间里挪，准备了把椅子，想着他可以偶尔坐在这里弹弹吉他。
但厚朴迟迟没有来。我打过去的电话，他也不接。
我只好向其他同学打听。他们告诉我，厚朴的生活过得一团乱：厚朴又和人打架了，厚朴又谈了好几个女朋友，厚朴又和老师呛起来了，他似乎还不甘愿于此前自己的滑落，试图以这种激烈的方式赢得存在感，而厚朴，果然又成为学校的偶像了……然后，厚朴在毕业前半年，被学校勒令休学。
最后这个消息是王子怡和我说的。她发了一条短信给我，主要的本意是打听在北京的生活——她也想到北京来，可能是要读语言学校准备出国，也可能是不顾一切想来北漂，“一切让我父母自己看着办”。
短信的最后，她似乎不经意地说：“厚朴被学校勒令退学了。你能想象到吗？他竟然偷偷来找我，让我父亲帮忙和学校沟通。很多人都以为他是活出自我的人，但其实他只是装出了个样子欺骗自己和别人，我真的厌恶这种假惺惺的人。”
“他不是假装，他只不过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身上的各种渴求，只是找不到和他热爱的这个世界相处的办法。每个人身上都有太多相互冲突却又浑然一体的想法，他只是幼稚，还没搞清楚自己到底是谁。”打好的这条短信我最终没发出去，因为觉得，没有必要向她解释什么。因为，她也是个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
在北京杂志社的实习还算顺利。为了争取能留下正式工作的机会，也为了节省路费，我主动请缨，春节留守社里，不回老家。
独自一人在老家过年的母亲显然不理解这样的决定，电话里横七竖八地唠叨着。等糊里糊涂地挂完电话，就已经要跨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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