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领导都这样说，二叔他们仅剩的几个人知道告状无门了，只好无奈地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所以，煤矿老板逃走后，人们除了知道他名字叫齐怀义、湖南人，对其他情况一无所知。
偌大的中国，要想凭这一点线索让警察逮捕逃犯，无疑于天方夜谭。何况，就是这一点线索，还不知道是真是假呢。
齐怀义，你不得好死！这句话，被我们无数张嘴重复着，一遍又一遍！
与此同时，我们村和邻近几个村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即便是家里没有死人的，也都和死去的这三十八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人家的门前竖起了白幡，进出村庄的老人、妇女和孩子都哭到声音嘶哑。
我知道这样是不合理的，煤矿所在地的相关部门应该有人为此负责。但因为齐怀义的逃走，相关部门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他头上了，说他是私自采矿，原本就是非法的。再加上我爸他们又没和齐怀义签定任何合同，更别提买保险什么的，所以我们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偿。就连我爸他们的骨灰盒，还是当于政府出于人道主义给买的。
村中发生了这样大的事，很多在外面打工的人都回家了，村里的人似乎在忽然多了起来，但人越多，悲伤的气氛却越是强烈。
几乎是一夜之间，村子西边的半山腰上，竖起了一座座的新坟。
妈妈的头发在短短的三天全白了，海鸥也好象懂事了许多。办完爸爸的丧事，家里还剩下五百多块钱。望着那叠薄薄的钱，我知道我的人生因爸爸的去世彻底改变了。
奇怪的是，我很悲伤，但这悲伤并不是因为无法上大学。尽管那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如果早知道爸爸会死，我宁愿连小学都不要上。如果我不上这该死的学，我就会早早出去打工补贴家用，爸爸也许就不会出去挖煤了。
那一刻，我对自己充满了仇恨，我觉得是我害死了我最亲爱的爸爸。
我可怜的妈妈，即便是这样，她仍然记得要我上大学。刚送走爸爸，她就把我叫到面前，无奈地说：“海燕，快开学了，听说现在可以贷款了上学了，我们也去申请贷款吧。”
我难过地摇摇头：“听说现在贷款也是要条件的，不是谁想贷就可以贷的。更何况，还有你和弟弟，我不可能在家里连吃饭都困难的情况下，背着债务去上大学。”
妈妈叹了一口气：“委屈你了。”
我安慰她：“妈，你快别说了，我不去念书了。”
妈妈流着泪，什么也没说，只是眼里，满是内疚，妈妈的内疚让我的心如针扎般地疼。
从上学的第一天，我就一直把考大学定为自己人生的唯一目标。不仅我是这样，几乎每个农村孩子都是如此。上大学才能升官，升官才能发财。贫困拮据的家境更让我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的刻苦勤奋加上聪明好学在十里八乡也是远近闻名的。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我的成绩一直在年级前三名。
自小到大，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里，周围所有人都在向我传递一个信息：城里的一切都是现代的和令人向住的；农村的一切都是落后的和可鄙的，父辈们对于土地的传统依恋被视为愚昧的象征。从出生在农村的那天起，似乎一生之中最大的梦想就是离开这片滋养我们又吞噬我们的土地。然后森严的城乡壁垒，通往城市的道路狭小并且漫长。一直以来，我们只有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但大学名额、不断上升的学费和少得可怜的机会，更多的人选择早早辍学，外出打工。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