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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斫是个谨慎人，骤然间从一介布衣登上殿堂，换做他人或许会欣喜若狂，即便不邀朋唤友地大会宾客，至少也要在人前人后炫耀几分。但他并没有这样做。拿到委任文书的当天，他只和几个平素往来比较多的熟人打了声招呼，说自己有点事要忙段时间，就从住了将近三个月的大客栈结帐走人。他在外城的僻静地方租赁了一处小院，当作临时的落脚地方，第二天一早就学着别人到皇城去签押上衙。说起来也有些好笑，他虽然是礼部的官员，但每天从早到晚却都是呆在兵部衙门里，一面随时准备着给人解答疑问，一面按照真芗和贺岁的吩咐，把他所能想到的所有与有关东倭和高丽的东西，通通用纸笔记录下来。这些文字很快就又被人一字不改地分别眷抄，一式三份，其中的两份由兵部和礼部分别留档，第三份则随同他的原稿一起被送到了宰相公廨。现在，已经根本不需要真芗再去为他请功了。随着他的那几篇虽然毫无文采但内容翔实的文章，他的大名早就被天子和宰相们记下了……
他的仕途生涯从一开始就是忙碌的。他的忙碌不在给人答疑上，而是在记录的文字上。自打十多年前秀才的功名被取缔之后，他就绝了进学的心思，这些年以来，除了翻着蒙书教训子侄之外，他就没写过什么文章，眼下突然又要动笔，顿时就有一种才思干涸心绪凝结的感觉。他可以坐在那里和人说话滔滔不绝地讲上一二时辰，可要把话都记录到纸上，就总觉得这个辞用在这里不合适，那句话又没说尽自己想说的意思。有时候洋洋洒洒写了好几百字，返回头一看，又觉得实在是太过直白了一一这哪里是礼部承务郎的文章，完全就是街头巷尾的闲汉在闲篇！这不行；他做了承务郎，就得拿出承务郎的本事，至少要拿出承务郎的文章！所以，他每天一有空闲，就在挖空心思地雕琢辞句。他还花了大价钱，从几家书肆里买来一套《史记》，每天下了衙哪里都不去，就在家中反复地诵读琢磨。他的这番动静惊动了同一条街上赁屋苦读的一位落第举子。更教他哭笑不得的是，这个姓关名宪别字子端的燕山举子还特地登门拜访了他，并向他打听，朝廷是不是要在今年再开一场恩科。
他暂时没有亲自去向应伯致谢，只是写了封书信教人送去商家庄，向商成表示感谢。在信里，他对自己没有亲自走一趟的原因作了解释：一来是他每天的事情确实忙不过来，二来是商家庄子离城太远，来回八十多里地，通宵都赶回不来，只怕要耽搁第二天的上衙。商成也给他回了封信。商成在信上对他说，字条只是举手之劳罢了，他能拣回秀才的功名，又能受人举荐到礼部做事，这全是凭着他自己的本事和积累。商成还在信里开玩笑说，他如今刚刚履任，官袍都还没有洗过一水，可不敢在这个时候因私而废公。在信里，商成也勉励了他，让他在礼部好好干，争取做点实在的事情出来光耀门楣！
他觉得，商伯说得都在道理上。他们明州方家从中唐时就在海道上行走，十几代人下来，积累的钱财再有几辈人都花用不完。他们方家究竟有多富，家里到底窖着多少银钱，这一点，就连他这个家长一时半会地都说不清楚。他们方家究竟有多少土地就不用说了一一其实是不敢说一一只说土地之外的事项。他们家仅是在舟船上雇着的人工水手，就有两千多人；船场里还有近千人；绸场里四百；瓷器窑近两百；另外还有两座茶山、两处木匠作坊、一间玉器作坊……杂七杂八地算下来，止是靠着他们方家的各种买卖营生的，就有五六千人之多，要是再算上这些人的家中老小父母儿女，差不多能有两三万人了。只是这些依凭方家过日子的口丁，就可以证明方家有多少钱财。可是光有钱财又能如何？修桥，铺路，舍药，这些事情方家都在做，开设的几个粥场长年累月都没停顿，因此他们家在明州当地倒是颇有几分薄名。但是，一旦出了明州呢？近些的扬州等地，或许还有人知道方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户族，可再远的地方就没人知晓了。至于在中原和上京，这里的人一提到明州方家，立刻能想起的就只有“大海商”，再不就是“大豪商”。因此，他必须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实实在在的事情，做点让人一提起来就交口称道的事情，好使人们知道，明州方家并不仅仅是有钱而已！
正是因为心头存着这样的念头，于是他更加努力地琢磨文字，更加精心地书写记录，同时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为别人解答疑问。哪怕那些事情他已经反复说过很多回了，或者提出来的新问题让他觉得很可笑，他依旧是一丝不苟地认真作答。
就这样又过了几天，再逢到休沐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应该去城外的商家庄子走一趟了。他是去向应县伯致谢的。
这一回，他没有再带珍珠玛瑙之类的贵重礼物，只在城里买了几色上好的点心。另外还带去一样特别的礼物一一他自己工工整整眷抄的《东倭高丽记》。
这份费了他不少心思的新奇礼物，立刻就博得了商成的好感。但商成同时也觉得有点遗憾。为什么方斫不把别的地方也写进去呢？比如大越和真腊，这两个小国如今是怎样的情形？还有大赵的商贾在真腊的情况，以及那些出现在真腊国的大食人与波斯人，他们是如何阻遏大赵商贾进入印度洋，又是如何地把持着印度洋上的航线，这些情形都应该记录下来，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以派上用场。商成还让他回去之后就向礼部提个建议，设立个专门的下属部门，以后再有大赵商民去海外，回来的时候都应该主动地向这个衙门口报告沿途遭遇的各种情况，或者干脆就由朝廷订立一种制度一一航海日志制度。海船上必须专门记录舟船在航行和停泊中发生的各种情况，什么天晴天阴南风北风载货多少客商上下离港日期航行时间等等诸如此类的情况，都要如实记录，回来之后交给各地的市舶司验查。假如这项制度能得到认真执行的话，那么从大赵的各个港口到真腊、东倭或者高丽的各条航线上具体情况，很快就能被朝廷掌握。
方斫想了想，就为难地表示，方家倒是可以把手里掌握的几条航线的情况呈报给朝廷。但别人会不会这样做，就很难说了。毕竟各家海商手里掌握的每一条海路，都是拿着人命去换回来的，朝廷一个制度就要把这些都收上去，难免有些说不过去，而且很容易就被人骂作与民争利的奸佞嘴脸。
“笨哦！”商成笑着骂道，“你们一家人一户人地各自跑去探索新航路，那得填进去多少人命？关键是这里面有多少是重复填埋进去的？就象你们家在开辟南天竺的航路，别家海商难道没打过南天竺的主意？说不定他们比你们走得还要早，也比你们走得更远，结果呢？你们是损失了六七条船才到的南天竺，别人肯定也不会比你们少多少。一家是六条大船，两家就是十二条。造新船，是按六贯一石算的吧？就算是两千石的海船，一艘也是上万贯的造价了，六条船就是六万贯。还有弄船的水手和装载的货物呢？只怕再加上六万贯都不够！尤其是水手！他们的抚恤金就不提了，光是培养这些人，需要你们花费多少时间和心血？你想想，要是把这些钱付给那些手里有新航线的人家，从他们手里买下新航线，难道不是更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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