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应这个书记就应该是他的，但是显然新的省委书记对原来省委书记提起来的人明显不信任。而且把自己曾经的秘书放在锦安，这样就形成了上任和现任省委书记的秘书扎堆工作的局面，这种局面本身就是难以融合的。
付贵增上任后，急于想干事，想尽快拿出政绩，他把在西部地区的工作思路拿到京州省显然不合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号召退耕还林，大面积种植造纸林，用以提高农民收入。
其实这两年在提高农民收入上关昊也进行了尝试，如鼓励农民进城，增加就业机会，强化农民技能培训等。事实上新能源产业基地每年都招收大批的经过培训的农民技工，加之各市县产业带动就业的策略都得到了很好的收益。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处，在大型造纸企业林纸一体化的推动下，全国出现了种植造纸林的热潮。
大平原被种上速生杨，洞庭湖湿地被种上速生杨，一股速生杨热席卷全国各地，各种广告铺天盖地，把速生杨炒得神乎其神。许多农民盲目引种种苗，曾一度出现了种苗热，甚至出现了一棵速生杨种苗按厘米卖钱的神话。
更可悲的是政府和媒体还在推波助澜。当这股热潮最终褪去的时候，许多农民赔的血本无归。
专家早就指出，平原地区和湿地处不宜种植速生林，因为杨树的根系会吸收、蒸发大量水分，使平原旱化，湿地沙化，严重破坏了固有的生态环境。
关昊跟付贵增建议能否在山区的陡坡地带建造速生林和丰产林，在平原地区推行这一政策恐怕有难度，并且还会危及粮食安全问题。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关昊的正确，这股疯狂的造林热潮，在国家总理“要绝对保证粮食安全”的讲话中逐渐降温。
付贵增很反感政府对这项工作的抵触情绪，多次大会小会的点，并且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强调责任到人，规定每个部门每个干部下到各市县，宣传这一政策，并且下达了具体种植数字。
为此，关昊多次找到省委和省政府，阐述了自己对这项工作的意见和看法，省长袁锦成意味深长地说：“作为政府部门，就是要配合市委的工作，有的时候这种配合是无条件的配合。另外注意工作方式，不能搞对立。”
关昊知道，省长的话说得很实在，同时也透出省长的无奈。
袁锦城见关昊没有反驳他，继续说道：“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要善于应对各种复杂环境。尤其是当这种环境发生改变的时候，更要学会忍让和宽容。我了解你的为人，在你和岳筱配合上我对你是赞赏的，你有大局意识，能够统筹考虑，甚至有的时候不计较个人得失，在雹灾和火灾的处理上你显示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和出色的领导能力。”
袁省长顿了顿又说道：“岳筱尽管是我提起来的干部，但我从没迁就过他，最后他的政治欲望和个人欲望迅速膨胀的时候，是我主动提出把你留在锦安，可以影响和约束他的行为，没想到当一个人有恃无恐的时候，别人是救不了他的，最终自己害了自己。我和廖忠诚同志也有意见相悖的时候，但我们都能及时的调整到工作上来，能够开诚布公的交换意见。绝对的一致是不可能的，求大同存小异吧。”
在关昊的印象中，这是袁省长对他说的最多的一次话，似乎也隐约透出了些许的无奈。就在袁省长说这话不久之后，非典，使京州省变成了全国有名的疫区，很快他就以防控不力为由而引咎辞职。
关昊最近一直在考虑是否向省委提出调动工作的事，因为他很难和这个付贵增配合，他那种短视和盲目自大的心理很难让人与之共处。
也就在这时，一场从未有过的“非典”袭击全国，2003年的春天，北京出现严重的非典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对北京发布旅游警告，地方政府所有的工作都放置一边，预防非典成了那时全国范围的头等大事，也是各级政府的政治大事。付贵增的平原大造林计划暂时搁浅。
面对灾难和恐慌：“众志成城”这四个字反应了全国人民抗击非典时的民族大义和每个人的大义，人们自觉的把自己的行为高度统一到这个层面上来。
关昊也就暂时放弃想调动工作的打算，令人欣慰的是，关昊和付贵增在任何工作上几乎都有大大下下的分歧，可是在防控非典这项工作上，却保持了高度一致，他们都夜以继日的战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由于锦安靠近疫区北京，防控非典的任务十分艰巨。当时省领导就说全省的重点在锦安，锦安的重点在督城，但由于他们措施得力，防控手段科学，除去督城出现一例输入性非典病例外，全市没有发现一人感染。而一些离疫区远的地方却发现了非典病例。
在危难和恐慌面前，夏霁菡对家对亲人有了强烈的牵挂和思念之情。尤其是今天发生了一件事，就更加的使这种思念不可遏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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