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局长说的好，这是一个两难选择啊。古人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有一句古老的俗语也说，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如果我们把执法记录交给市纪委，有客观上‘得罪’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政法委、是环保局的可能，进而有‘得罪’市委、市政府的可能，打了丫鬟，丑了小姐啊。如果把人都‘得罪’了，我们的工作还怎么开展呢？”刘书记说。
我说：“我们也暂时放弃第三种方式吧。刘书记说的第二种方式是个别告知方式，单独跟涉事的每个人说一下，请他们以后注意就算了。你们说，这可取吗？”
“不可取。说了还不如不说。说了，他们有可能记恨在心，还以为我们要挟他们，内心产生阴影和抵触情绪，这种好事做不得。”文局长说。
“刘书记呢？”
“有点像搞私下交易似的，的确不好。”刘书记说。
我说：“我们也暂时放弃第二种方式吧。刘书记说的第一种方式是冷处理，就是不管不问，这件事就当没有发生，把这件事尘封起来。你们觉得如何？”
“什么冷处理？还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吗？”文局长说。
“这是反复分析，反复比较的结果，不得已而为之啊。明显的违法乱纪，证据确凿，不仅不处理，还要‘包庇’，还要试图掩盖，我心里愤愤不平，不知道何处宣泄啊。”刘书记说。
我说：“我们作为共产党党员，作为一名干部，是有义务，有责任主动站起来，揭发并提请有关部门纠正一些乱象的。”
我继续说：“可我们都是县委班子成员，我们对月光县五十万人民群众承担着巨大的政治责任，我们必须带领他们脱贫致富奔小康，我们必须让他们过上一种体面的充满个人尊严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任务。”
我说：“目前，我们县还很穷，经济基础还很差，经济增长还很乏力，财政收入还不能有效增长，而开支却总是在增加，入不敷出的局面还没有得到根本改观，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还不能上一个台阶。”
我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尤其是要调动省市相关单位和个人的积极性，更不能主动去削弱他们的积极性。”
我说：“就目前来说，不管怎么考虑，把执法记录捅出去都不可取。”
我说：“我认真想了一下，如果我们把执法记录捅出去，无论对五个人是怎么处理，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至少有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四种处分可供选择也好，还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有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六种处分可供选择也好。上级认为情节较轻，批评教育，不处理也好，都是对我们不利的。”
我说：“所以，我们只能暂时冷处理。冷处理不是不处理，我希望文局长能妥善保管好这些执法记录。我估计，未来某些时候，可能会用到这些执法记录。那些作奸犯科的人，只要时候到了，照样会受到惩处，这一点我深信不疑。俗话说得好啊，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啊。刘书记，先暂时忍一忍吧。”
我们回到县公安局小会议室，我喝了几口茶后说：“执法记录仪上是五个人，还有一个人，市环保局局长曹荃还没有出面，你们猜，他在干什么？如果他出面应该找谁？”
“我是这样想的，赵书记问了我详细情况，抓人是不是带了执法记录仪，我说放人必须跟调查组说后，心里肯定有鬼。就跟另外四个人在一起碰头，商议对策。他们肯定会说赵书记无能，一个政法委书记，自己家里的事都摆不平。赵书记肯定会不停地解释，为自己不能把人弄出来开脱。”文局长说。
“有点意思啊，你接着说。”刘书记说。
“肯定会有人说，不要说赵书记了。别把事情闹大了，赶快想办法捞人吧。最后商量来商量去，市委办公室副主任龙图腾因为在市纪委工作过，跟刘书记有些熟悉，就由龙主任跟刘书记打电话了。”
“还商量了什么？”刘书记问。
“我这是推理啊，不是什么情景再现。市政法委专职副书记汪云开，因为在市公安局担任过副局长，跟我比较熟，就由汪书记出面继续跟我做工作。”文局长说。
“刚才常书记少问了一个人，还有一个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欧阳尚德也没有动静啊，也应该猜一下，他应该出面找谁说情啊？”刘书记说。
“欧阳主任过去干过市国税局副局长，可能对税务系统比较熟。他应该先跟我们县国税局局长说，由国税局局长出面找人说情。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他找了国税局没有。不过，无论是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欧阳尚德，还是市环保局局长曹荃，我认为最有可能找的人就是钱县长。因为，这两人与钱县长的工作交集最多。不信，你们可以打电话问钱县长。”文局长说。
“问什么问，你请他来，当面说吧。”刘书记说。
“常书记，可以请钱县长过来吗？”文局长问。
“可以啊，你请钱县长过来吧。”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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