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狱警的手还在抖，一不小心，信封掉到死去的逃犯脸上。从死者睁着的眼睛上，拾起这封突如其来的信，他决定打开看看。再过一个月，就要退休回上海去了，他也不怕犯什么错误，难道还能不准回去吗？当着几个年轻干警的面，拆开牛皮纸信封，果然盖着上级革委会的公章。
公函里头说，党中央拨乱反正，妇产科医生被宣布平反，“恢复名誉，立即无罪释放”。有意无意的，老狱警大声念出每个字。方圆数十米内的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头顶青灰色的天空，一朵下着雪的云。行将告老还乡的狱警，看着躺在雪地里的19077号犯人，啧啧地说：“哎，回上海的长途车上，又少了一个搭伴。”看热闹的人群渐渐散去。名叫建军的男婴，早被父母哭喊着抱回家去。那头母狼，眨眼之间，已被庖丁解牛，当场只剩一堆狼毛和碎骨头。人民群众有的是为亲人复仇，有的则是口水滴滴答答，有的是看中了这张上好的狼皮。干警重新收拢囚犯们，清点人数押回监舍。农场职工也打道回府，收拾昨晚被狼群肆虐的牲口棚，看看还能否抢回一只鸭子或半只羊。
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上午八点。雪停。太阳升起来了。积雪反射着阳光，刺入老狱警眼里，令他想起昨晚，无人可说的那句话。
一个多月后，大年初三，老头独自离开白茅岭。回上海的长途车上，乘客稀稀落落，多是探监返程的犯人亲属。车窗推开一道缝隙，他吐出大前门燃烧的烟雾。满满一整车人，只有退休的老狱警拥有这种特权。烟头不停晃动，弄得身上全是烟灰。不是车子颠簸，而是他的手在抖。往昔从未有过的毛病。从元旦那天至今，每一时，每一秒，右手都在抖，估计到死都治不好了。
七个月后，中元节的那天，退休后的老狱警死了。在上海。这个老烟枪啊，光棍一条，天天跟一群老太太打麻将。他熬了个通宵，倒在麻将台上不省人事，还叼着根牡丹烟。送到医院说是突发脑溢血。在火葬场，没有亲属来接收骨灰，便被老同事们送回了白茅岭。
二〇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周六，我坐上从上海开往白茅岭的长途汽车。经过沪青平高速，大约四个小时，短短二百多公里，却途径苏浙皖三省。从吴江到湖州，穿越浙皖交界处低矮的分水岭，进入广德县城。转入颠簸的公路，两边是农舍与茶园。日暮时分，长途车开过一座大桥，停在几间破落的平房前。对面大门上有行字：上海市白茅岭学校。
小镇东面是连绵群山。远远望见一道断崖，像头狮子趴着，传说中的狮子口。今年暖冬，山大半还是绿的。只在白茅岭正南，最高的那片山顶上，残留着几天前的积雪。校园里有座水塔，似是本地最高建筑。小镇上总共只有一条大路，路边有派出所、供应站、招待所，还有麻辣烫、兰州拉面、盗版碟店、美容美发、上海华联超市。街头所见无非几种人：武警官兵、公安干警、说上海话的老头儿们、说安徽话的当地人。警察都是上海来的，每几年轮换。冬天早早擦黑。街边响起惊天动地的音乐声——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大妈们跳着广场舞。
夜宿白茅岭招待所。次日，上午，我沿监狱外墙走了一圈。天空有白色颗粒飘落。我伸出手，是雪子。走在山脚下的高处，荒芜泥泞的小道上，监狱中不断响起富有节奏的操练声。我能看到围墙里头，有组囚犯在做队列训练。岗楼上的武警带着枪，警戒地看着不速之客。
转角岗亭下，狼犬向我狂吠。有个迷你的亭子山水库，正对狮子口，不知如何上去。两条农家的黑狗蹿出来，不让我靠近半步。
这座山，曾有过许多狼。而今，别说是白茅岭，就是整个皖南山区，恐怕连一头狼都不见了。这一物种，早已在上海方圆五百公里范围内绝迹。
一头狼死了，一头狼又来了，而狼脚下的大地，会比这个物种更漫长地存在。
一九八八年，白茅岭最后一头狼，在偷袭监狱的冬夜，被四条德国黑背狼狗杀死。那是一头成年而健壮的公狼，体形硕大，左耳朵上有块雪花状的白斑。至今，农场陈列馆里还能看到这张具有纪念意义的狼皮，人们管它叫“白耳”。
我买了中午的长途车票回上海。发车前，我在仅有一间门面的“车站”隔壁吃了碗面。店主是个高大魁梧的男人，看起来比我大几岁，宽阔精壮的骨骼，几乎要爆开冬天的厚外套。当他端来一碗牛肉面，与我目光交接的瞬间，感觉很像某种凶猛的动物。小店里兼卖香烟和酒，有个老头进来，用老派的上海话对店主说：“基军，帮吾闹包牡丹。”
他叫建军。离开白茅岭的长途车上，我遥望正前方山头的积雪，车窗外阴郁的天空，稀稀落落的雪粒子，穿过并不如想象中辽阔的无量河。明天早上，太阳照常升起，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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