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人磕磕碰碰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流了无数的臭汗，终于到了这个事前就听说了好多次的夹林箐。这里只有三十来户人家，象全国所有的贫穷乡村一样，村子里只有了老人和小孩，成年的壮劳力都外出到发达的省外打工去了，这样村子就显得一片死寂，没有任何生机，倒给人觉得，自己似乎是来到了无人世界一般，如此一想，阵阵寒意更加裹挟了所有的人。
那个处长转身问庄峰道：“怎么没有人，如果那样，我们向谁调查了解去”？
刚才来当向导的副乡长说：“这里的人家少，加上现在只有老人在，他们大都窝在家里。我们进去敲门肯定有人，只是领导，你们要注意跟着我，别给狗咬伤了”。
跟在后面的庄峰就提醒身为向导的副乡长说：“还是直接找村长吧，他是我堂哥，对情况也熟悉一些。”
这副乡长应了，便领了大家到了一家看起来更整洁象样一点的瓦房前停住了，“老庄老庄”，他伸了脖子朝里面喊，同时招呼后面的人注意防狗。
房子里一个年纪四五十岁的男人闻声跑了出来，见副乡长领着自己在市里当大官的堂弟和一些陌生人，惊异的一时呆了，站在原地发楞，一双手不知往哪里搁，这好像就是过去赶集时候看到了戏曲里大官回家，自己就要飞黄腾达一样。
副乡长边善意地笑道：“你发什么呆啊，注意栓好你家的狗，领客人进屋啊”！
这村长“啊啊”两声，挠挠头憨笑着领大家到火塘边，搬出大小高矮不一的木凳子分发给大家坐了，送到庄峰面前时问了一句：“怎么是你回来了，事先也不跟我们招呼一声”。
庄峰说：“我是想和你们事先说的，可是家里电话什么的都没有，离的又这么远，怎么通知得着”，说着又向堂哥介绍说：“这是北京来的李处长和省里来的主任”。
堂哥在夹林箐当着村长，经常得到乡里转上一转，偶尔也有机会到县里走上一遭，见过一些象乡长局长这样一些干部，最风光最荣幸的一次，是远远的能够见了县长一面，当然是他见过了人家，而人家何曾注意过他哟，也算最有见识的了，但是做梦也想不到，今天竟然是自家祖坟冒了青烟了，突然来了这么多贵客，还是北京的呢，他一下激动的口齿迟钝了，象看天外来客一般呆呆的望着庄峰。
庄峰心里发酸，笑着说：“你发什么呆呀，领导们不远千里，主要是来向你们问一些情况的”。
等他们这过门拉完，李处长便摆开阵势，有板有眼地询问和调查起来。
他拽了拽眼镜，首先问道：“你家有几口人”？
村长慌忙应道：“五个”。
“年收入多少”？李处长接着追问。
村长一时弄不懂这个现代名词的意思，求援似的望了庄峰。
庄峰笑了，便说：“就是问你一年能够搞到多少钱的意思”。
村长松了一口气，掰着指头默算了一下，回着说：“怎么得都有个两千左右吧”。
“收入渠道都有那些”？李处长调研的程序十分严密，继续发问。
这些纯粹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新名词，更加把村长搞的一头雾水，他哪里能弄得懂？心说看来非要说些让人听不懂的话才能当上大官的呢！他也只有可怜地又朝庄峰看了看。
庄峰耐心地在旁边解围，说：“就是问你，都是通过什么办法搞到的钱”！
这下村长释然了，忙回答说：“卖点山货，时不时的也卖点自家养的鸡什么的，哦，对了，如果去年的话，算上我那小孩上广东打工寄回来的一千，我们能搞到两千五的样子，这孩子也忒花销大，别人家都能寄个两三千，他却说那边生活费高，自己又贪玩，说经常去上什么网，我就奇了怪了，我们这些地方也没有什么水，可以撒网打鱼，他却怎么学会了练网的呢”？
说得大伙一下嘲笑起来。而华子建听到这里，心里的凄楚和酸痛却无法言表：就村长这点东拼西凑的钱，还不够自己搞一次公款吃喝的呢，同样是命同样是人，而造化却要弄出这么巨大的悬殊和区别来！
毕竟北京的同志更涵养一些，李处长用眼色止住了大家善意的戏谑，接着按照调研程序问：“这些钱能否够全家一年的支配”？
村长愈发整不清楚了，只得又无奈而羞愧地又朝自己的兄弟庄峰看了那么一看。
当着北京的学者型官员，贵为市长的庄峰又哪里敢发作什么，语气平缓地说：“就是问你，这些钱够不够一年用的”！
村长如释重任，赶忙回答说：“也够，也不够”。
处长奇怪得很，问到：“这是什么原因”。
村长听了他这样自己也能听懂的人话，情绪就稍微放开了一些，拿出摆龙门阵的姿势说：“农村人么，命贱，只是怕个病，如果没有病啊什么的，一年就买点油盐酱醋，再置一些衣服，也就够了”。
处长想起国家这几年声势浩大地推开的农村合作医疗，就说：“国家不是有个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规定人人都可以报销部分医药费的吗，怎么还会愁呢”？
“小病当然可以对付，但是如果换了大病，我们就没有办法了。毕竟国家只给报销一小部分，大头还是我们出啊”！村长回答说。
处长一想，也是这个道理，就关切地问：“那么这里生大病的人多吗”？
“怎么不多，现在这个社会，什么怪病都有，以前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我们就想，是不是现在我们老是吃些什么都洒了化肥农药的，还有什么的那种转什么的东西的太多了”。
调研组的人都听的明白，村长说的是转基因呢。
村长为了证明自己的话，就拉过站在一旁看热闹的自家小孩，说：“这就是我最小的儿子。还是去年，突然就得了一种怪病，我们送他到乡里的卫生院，他们说没有办法，我们又送到县医院，医院的人也没说能不能治好，却首先要我们交五千元钱。您们知道，我这辈子哪里听说过那么多钱啊？就狠了心把他拉回来了，心里想着，反正农村人命苦，他是死是活就只随老天爷去了”。
众人听得，一片唏嘘。
处长这个时候也是满腹恻隐，他环顾了一下村长家里的摆设，只见一张低矮破败的小方桌支着一台黑白电视机，这是他看见的村长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了，他叹了口气，回身对村长说：“以后再碰上这种事情，包括这里的乡亲们，有什么事情和困难，要千方百计地找当地的政府，相信政府会帮助我们村民度过难关的”。
村长回答着“好”。
调查组还是很能吃苦的，调研到了下午两点，村长一家才把菜弄好，主妇既欣喜又害羞地来招呼大家吃饭，众人看那菜时，却是村长把自家养的唯一的一条狗杀了，这是山上人家招待贵客才上的最上等的东西。
庄峰知道，这么一条狗，拿到市场去卖，可以换回四五百元的呢！就十分自责本民族的人是这样愚蠢和憨笨，没有半点经济脑子。
因为山上的人们多数居住得很分散，这次领调研组来搞调研，庄峰做得很隐蔽也很巧妙，并没有领着他们冒失地到自己的家里，这不是庄峰的悭吝，而是出于一种成熟的政治考虑，自己的那个家，装修得太豪华了，如果空有热情和大方，没有周全的考虑，让调研组的人看了，觉得你一个市长的家怎么就和其他人家不一样，搞得如此豪华，是不是你有什么样的经济问题吧？那问题可就严重了。
果然边吃着饭，北京的处长和省里的副主任既是夸奖又是感叹地对庄峰说：“这么一个地方能走出你这样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十分的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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