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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动物，比如，在小孩子身上可以看到这样一种习性--被家中大人打了，往往反倒当做一桩英雄壮举般，出去逢人便说，但若是被外人打了，便是三缄其口，哪怕咬碎了牙，也不肯露其始末。
为何？
被家中大人打了，总能扯出许多名头为自己遮羞，比如三纲五常啊，比如人伦孝道啊，总之不管说再多，终归是不肯承认自己错了的，而归其本质上，家人打得再狠，皮开肉绽也好，能疼到骨头上，却疼不到心里。
外人则不痛，那是彻彻底底的失败，从心底里认定了自己是败军之将，又怎可将自己如何兵败南山道之他人。
这也是愧古可以教中岛菡子识文断字博古通今，却不愿提起甲午海战的原因。
说到甲午海战，就要从起自大清时的海军说起。
中国版图呈一昂首雄鸡状，除沿海一圈外，终归是内陆颇多，而举家自关外而来的满人更不喜水，朝廷上上下下，似乎鲜有人提出以海战为抗夷之措举。
清末讲究“办洋务”、“办夷务”，讲究“师夷长技”，林则徐提出并推动的船炮政策算是开了个头，朝廷上下都在眼巴巴地看着林则徐要开创一个怎样的新时代，可一群看客伸长脖子等了许久，经历道光咸丰两代，却发现林则徐只添炮不增船，倒是有明眼人问起，这“船炮政策”的“船”字，莫不是个摆设？
不知是否被这个问题所提醒，林则徐还当真搞了艘船，并当真做成摆设--林则徐斥资自美国商人手中购置一艘一千零捌拾吨的洋船“剑桥”。
朝廷上下的看客们以为林则徐终于要搞出点动静来了，他们看着林则徐在“剑桥”上装置了三十四尊英制大炮，以为他就要出海去与英国人海上对决，却不想，“剑桥”号走出最远的地方便是珠江口，林则徐将“剑桥”横在珠江口，信誓旦旦称此举一来是以“剑桥”号为障碍物，阻挡英吉利的舰队进入珠江口，二来是以庞大的“剑桥”号作为炮台。
除去所有过于美好的设想，这“剑桥”号真正的用途，就真的仅仅只是名符其实的摆设了。
如果“剑桥”号会说话，不知会否感慨自己怀才不遇，长枪短炮加身，却连海都未能出，更别说是迎战。
大概也是老天爷感受到“剑桥”号的心有不甘，虽说对大清不公，对林则徐不公，可对于一艘战船来说，英国士兵摸上甲板将其开走虽然属于盗窃行为，可终归是好歹让它成为了一艘真正意义上的战船。
相比较下，“孔夫子”可没那么幸运。为了对付联合在一起的太平天国和小刀会，上海道吴健彰购置洋轮命名“孔夫子”来加以助剿，只可惜“孔夫子”在吴健彰手中并未做出什么惊艳之举，吴健彰干脆将“孔夫子”拱手送给江南大营，谁知江南大营的向荣更是将其拒之门外，只因“孔夫子”在长江内也常常搁浅，论其利弊，还不如能躲进芦苇蒿子里的小舢板。
中华泱泱大国，自古以来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古有万国朝贡，可以说是拥有所有最好的东西，但如此博大的国土，就是容不下最时兴的战舰。
屡次碰壁后，大臣们老老实实地回归了玩炮的老本行。
洋枪洋炮购自国外，所费不赀，而炮弹的消耗量极大，如此枪林弹雨着实令人肉疼，故而在太平天国被平之际，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和闽浙总督左宗棠决意开辟一条自给自足之路，而后便有了位于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位于马尾的马尾船政局和位于金陵的金陵机器制造局。
曾国藩和左宗棠此举提醒了不少朝中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便在其中，这阵铸造之风很快便席卷汉阳、天津和大连，大大小小的制造总局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华夏。
接下来的事情便显得顺理成章起来，洋人大多是船炮不分家，国人自然也效仿之，各地制造总局纷纷制造出了火轮和炮艇。
而目光长远且魄力十足的左宗棠由此联想下去，自觉既然无需再从洋人手中购置船炮，那么如若国人能自主维修、驾驶乃至设计，那自然是再好不过。
左宗棠迅速将这一想法落之纸上，同治五年，第一所船政学堂于马尾开办，无数英才涌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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