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明鉴，微臣以为可伐！微臣愿率部出击，不破诸寇，誓不罢休。”
徐世勣在军中一直被李靖压了一头，无论是战功还是资历都是如此，早寻思着要寻机超越，这会儿一听张君武有意北伐，当即便来了精神，紧着便出言自请了起来。
“嗯，爱卿能有此决心怕不是好的，药师可有甚要说的么？”
张君武对徐世勣的慷慨激昂固然是嘉许得很，但却并未就此拍板定论，而是又将问题丢给了默然沉思着的李靖。
“回陛下的话，老臣以为时机依旧未至，还须得再缓上一缓。”
李靖不紧不慢地一躬身，给出了个与徐世勣截然相反的答案。
“哦？理由何在？”
这一听李靖又说不可伐，张君武虽不致于有甚不悦，可微有不满却是不免之事。
“陛下明鉴，此际草原疫情正重，我军若以骑军攻入，难免也会遭其害，此为不可攻之一；另，草原各部眼下正值困危之际，骤然有外力施压，或会团结一致，以共抗我军，于战不利，此为不可攻之二；再，趁人之危而行趁火打劫之事，纵使大胜，也必不利于战后之收拢人心，草原乱军难以遂平，恐将成我帝国之包袱也，此为不可攻之三，故，老臣以为当须得暂缓进兵草原。”
尽管看出了张君武的不满，然则李靖却并未更易初衷，而是不慌不忙地道出了三条不可攻之理由。
“嗯……爱卿所虑甚是，然，以爱卿看来，我帝国何时出兵为宜？”
张君武将李靖所言的三条理由细细地琢磨了一番之后，也觉得此际出兵攻打草原有些不合时宜，可又不愿就这么平白地错过了灭草原三方的大好机会，这便紧着往下追问了一句道。
“陛下明鉴，据老臣所知，草原之疫情多发于春夏之交，而基本皆止于秋，在此期间，家畜若得病，几无可救药者，故，我帝国可在此期间以防疫情传入中原为名，掐断各处关碍，调整兵力部署，于秋日突然大举进击，战之能胜，也自无须担忧疫情之善后，再稍稍施恩草原各部，即可达成收拢人心之目的，又何乐而不为哉？”
李靖不单军略过人，于治政上也自颇有可观之处，所言所述无不精辟绝伦，当即便听得张君武颔首连连不已。
“善，此军国大事也，二位爱卿且莫说破，朕自会从容安排了去。”
张君武完全采纳了李靖的意见，心下里也自有了周全的安排，但并未说将出来，仅仅只是谨慎地叮嘱了李、徐二人一句了事……
瑞明九年五月十日，张君武下诏边关各省，言明草原疫情严重，为确保瘟疫不传进中原，严令各省关闭所有口岸、榷场，彻底隔绝草原与中原的往来，为杜绝隐患，须得加强边关之巡逻，着令万云飞、文仲明等各部山西驻军向朔州集结，由魏涛统一指挥，并着高望、薛万淑各领本部兵马向朔方集结，由薛万钧统一调度，又着孟武、李大亮、张公瑾等部兵马向营州方向集结，加强边防巡视，务必确保无一人一畜流入中原，又下诏从关中、河南、山西等处征调兽医随军，以防疫情蔓延之可能。
随着诏令的下达，边关诸省立马轰然而动，各处边关麋集的大军多达近三十万之众，尽管以步军为主，骑军的数量有限，可架不住总兵力惊人，正在抗灾抢险的草原各部顿时为之惶惶不安，薛延陀、东突厥汗庭以及突利可汗都顾不得灾情，一边调集大批兵马备战，一边纷纷派使节团赶往长安，以探帝国之动向。
六月初，草原三方的使者先后赶到了长安，都通过礼部向张君武递交了国书，然则所得的待遇却是截然不同——突利可汗的使者得到了最高待遇，张君武亲自接见不说，还好言好语地安抚了其一番，末了更是调派了一笔粮秣军资给突利可汗所部度过难关，又给其派去了些兽医，并许诺一旦疫情得以控制，榷场必将重开云云；薛延陀的使者同样也得到了张君武的亲自接见，可除了个榷场在疫情稳定之后会重开的许诺之外，再无其余，至于东突厥汗庭的使者么，张君武根本就没去理会，只着礼部派了名郎中去敷衍了一番了事。
对于帝国给出的解释，突利可汗自是完全相信，其所部除了拱卫汗庭的常备兵马之外，大部皆分散到了各地救灾，而薛延陀与东突厥汗庭则是保持着高度的戒备，然则月余的紧张下来，待得见帝国边防虽森严无比，却并无大规模骑军之调集，似乎真的无意在此时进军草原，两方的戒备心思自不免便淡了许多，加之境内灾情实在是太严重了些，无论是夷男还是颉利可汗都已无力长时间集结大批兵马，最终也只能是着令各部精兵各归本部，这么往来一折腾，灾情不单没能控制住，反倒更胜了几分，两国之国力再遭重挫。
七月初，就在薛延陀与东突厥汗庭下令疏散集结起来的大军之同时，帝国却悄悄开始了大战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大批的粮秣辎重开始向朔方、雁门关等边关重地转运，关中、陇右等地的骑军也已开始集结，以夏训的名义，开始了大规模骑战的最后训练，大批轻便火炮以及弹药车开始装备到骑军之中，以加强骑军的攻击力，至此，帝国的屠刀已然高高举起，就等着疫情过去之后，猛然挥向草原各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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