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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魏晋南北朝的文会
魏晋时期除了盛行清谈，还有流行另一种活动，那就是文会。
清谈当然也是一种聚会，但那是学者的聚会，思想家的聚会；文会则是文人的聚会，诗人的聚会，作家的聚会。“文会”二字，来自《论语》，《论语·颜渊》有“君子以文会友”之语，文会文会，也就是以文会友。今日中国的文人聚会实在是太常见了，民间的不说，光官方的作家协会就遍布全国所有的省、市、县，除了定期开会以外，各种各样的聚会随时都有，还有数不清的杂志，多如牛毛的文集。但是在古代，事情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交通不便，印刷更难，要想聚一次会编一个集子，那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从历史记载看，中国最早的文人集团恐怕要算建安时代的“三曹七子”了。“三曹”是曹操、曹丕、曹植，“七子”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此外还有吴质、邯郸淳、繁钦、路粹、丁仪、丁廙、杨修、荀玮、应璩等人，也属于这个集团。除了曹操、孔融属于长一辈的，其他人都是与曹丕、曹植兄弟年龄差不多的文学青年，这些青年常常在一起游宴赋诗。现在读曹丕给吴质的信，我们还可以依稀想象当年他们才情焕发、豪气干云的情景：季重无恙。途路虽局，官守有限。愿言之怀，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书问致简，益用增劳。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
这里提到的“南皮之游”就是这群朋友的聚会。南皮是地名，当时属渤海郡，在今河北。这聚会中有清谈：“妙思六经，逍遥百氏”“高谈娱心”；有游戏：“弹棋间设，终以六博”；有音乐：“哀筝顺耳”“悲笳微吟”；还有创作，曹丕在给吴质的另一封信里就提到了：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结。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仰而赋诗”显然是他们聚会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南皮之游”大概是我们在历史记载中能见到的最早的文会。这封信中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这句话：“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文人为朋友的作品编集，使它们得以流传，不致散佚，曹丕恐怕是历史上第一人。
建安以后，文人结合成团体，举行文学性的集会，在团体内互相酬答，在集会中即兴创作，事后编集流传。这样一种新型的文学活动方式和新型的文学传播方式，就渐渐蔚成风气。
到西晋时就有以贾谧为中心的著名的“二十四友”。贾谧是皇家贵戚，他的母亲是贾午，即皇后贾南风的妹妹，他的父亲是韩寿。韩寿与贾午有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1】，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前一句就是用的这个典故。贾谧本姓韩，因为贾充子早死，他过继到外家便跟母姓了。贾谧是贵戚，书读得不错，是个才子，又做到“秘书监”的大官，集富贵、才华于一身，所以在当时颇有号召力，成了文坛的领袖。同时的许多贵族文人便集聚在他周围，有二十多人，号称“二十四友”，简直成了作家协会。
这“二十四友”几乎囊括了那个时代一流的文学家，如陆机、陆云、左思、潘岳、挚虞、刘琨、石崇、欧阳建等人。这些人除在贾谧豪华的府邸里宴饮之外，还常常在石崇那著名的金谷园里集会【2】。他们在金谷园集会中究竟赋了些什么诗，现已不可考，但《文选》卷二十载有潘岳诗一首，题为《金谷集作》。此外，我们知道金谷诗人也曾将他们的诗编成一集，名曰《金谷诗》，石崇曾为之作叙（“叙”同“序”，古相通）。《世说新语·品藻》第五十七则刘孝标注曾引此叙，其文云：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
这样看来，石崇之编《金谷诗》同当年曹丕之为徐、陈、应、刘等人编集，动机都是一样的，都是文人为友朋编集作为纪念，为免于散失而广流传。而《金谷诗》比曹丕编的集子显然又进了一步。第一，曹丕是为死友编集，《金谷诗》编集时诸人都还健在；第二，曹丕编的是各人不同时期的作品，《金谷诗》编的却是大家在同一个场合为同一个主题作的诗，而且看起来是在集会后很短的时间内就编好的。这不禁使我们想起现代的学术讨论会，大家在会上发表论文，会后很快就编成集子出版，我们自以为很现代化，其实我们的祖先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可以想象，金谷园那次盛会中产生的作品通过这本集子的编辑，不仅得以保存，而且很快流传到社会上去了。这样的传播方式与传播速度都是空前的。
金谷之会后五十余年，又有著名的兰亭集会。王羲之等四十一位东晋文人以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 “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饮酒赋诗，事后亦将各人所赋之诗编为一集，王羲之曾为之作序，就是至今传诵的《兰亭集序》，又称《临河序》。
兰亭之会与金谷之会，后先媲美，犹有过之。而兰亭之会受金谷之会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连不会作诗者罚酒三斗都是遵金谷之旧规。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固然远比石崇的《金谷诗叙》出名，也更有文采，但若取二者同读，王作显然有模仿石文的痕迹，只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罢了。
《兰亭集序》有王羲之自己写的行书本传世，所以大家都熟悉，但原文最后还有两句话是行书本没有写进去的：……故列序时人，录其所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3】三月三日临水修禊本是汉朝以来的风俗，但文人借此集会赋诗并编集流传，则似乎是从兰亭集会开始的。从此以后，每到三月三日，东晋南朝的文人好像就会例有集会赋诗的活动了。我们在《文选》卷四十六还可以读到颜延之和王融分别于宋元嘉十一年（434年）和齐永明九年（491年）所作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颜序题下李善注引裴子野《宋略》云：“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饮于乐游苑，且祖道江夏王义恭、衡阳王义季，有诏会者咸作诗，诏太子中庶子颜延年作序。”王序题下李善注引萧子显《齐书》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 ，幸芳林园，禊饮朝臣。敕王融为序，文藻富丽，当代称之。”可见两次都是文会，两次都编了诗集.这样的诗集当时一定不少，可惜都没有流传下来。
从兰亭集会开始的、习惯称之为“上巳会”或“曲水会”的聚会，特别之处在于这是一种定期的文会，较之金谷园那种不定期的文会又进了一步，这对于文学传播的意义当然是不言自明的。
南朝以后，各种各样的文会便格外多起来，“文”“会”二字连缀成一个词，大约也就出现在这个时候。这正是新的现象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4】当时有一种较为特别的文会，是由在位的君主召集的。此风大盛于梁武帝时。《南史》卷七十二《文学传》序云：自中原沸腾，五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于时武帝每所临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之善者，赐以金帛。是以缙绅之士，咸知自励。至有陈受命，运接乱离，虽加奖励，而向时之风流息矣。【5】这样的文会由于是君王发起，其声势与规模自然更大，虽不一定产生什么有价值的作品，但对于文学传播的作用却是不容低估的。
最后还要谈谈一种特别的文会，是一种以谈文赋诗为内容的家庭聚会。当时的大士族对子女的教育抓得很紧，诗文讨论和创作是必修课程，士族子弟能文者甚多。梁朝的王筠就曾经自诩王家“七叶之中”，文才相继，几乎“人人有集”。（见《梁书》卷三十三《王筠传》）有人统计过，光王氏一族有文集者就有三十五人，共四百七十五部；无文集而有文章流传于世者计三十四人（见苏绍兴《两晋南朝的士族》）。谢家也不逊于王家，出的诗人比王家还多。下面这个故事见于《世说新语·言语》：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
这不也是文会吗？谢家子弟自己就可以成立一个作家协会了。这里的“兄女”就是才女谢道韫，也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女诗人。
总之，魏晋南朝是一个文人辈出的年代，文人聚会活动也非常频繁，清谈与文会是其中最主要的形式。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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