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假如我们没有诚意，就会什么事情也做不好，做不成。王阳明认为“唯天下之至诚，然后能立天下之大本”。在他看来，“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在谈到格物致知和诚意时，王阳明说：“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即必须要先有诚意，然后才能在事物上格致，否则就会无从下手。所以，在做任何事情时，都要讲究“诚”，而这个“诚”应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坦白。
《论语·公冶长》中孔子说，一个人讲一些虚妄的、好听的话；表现出好看的、讨人喜欢的面孔；看起来对人很恭敬的样子，但不是真心的。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更直白：嘴上一套，背地里是另一套，这样的人就叫“两面三刀”；还有明明对人有仇怨，可是却把仇怨暗暗放在心里，还和有怨恨的人故意套近乎，这种人的行径是不可取的，用心是险恶的。大多数人通常都是把心情写在脸上，哪里有那么多的精力用在工于心计上，这样活着未免太累了。
贞观初年，有人上书请求清除邪佞的臣子。唐太宗问他说：“我所任用的都是贤臣，你知道哪个是邪佞的臣子吗？”那人回答说：“臣住在民间，不能确知哪个人是佞臣。请陛下假装发怒，以用来试验群臣，如果能不惧怕陛下的雷霆大怒，仍然直言进谏的，就是忠诚正直的人；如果顺随旨意，阿谀奉承的，就是奸邪谄佞的人。”
这个人的办法看来非常聪明，但是太宗却说：“流水的清浊，在于水源。国君是政令的发出者，就好比是水源，臣子百姓就好比是水。国君自身伪诈而要求臣子行为忠直，就好比水源混浊而希望流水清澈一样，这是不合道理的。我常常因魏武帝曹操为人诡诈而特别鄙视他，如果我也这样，怎么能教化百姓？”
于是，太宗对上书劝谏的人说：“我想在天下伸张信义，不想用伪诈的方法破坏社会风气。你的方法虽然很好，但我不能采用。”
不管对谁，都需坦诚相待，这样才能够赢得别人的信任；而不是通过一些看似聪明的手段，来试探对方。因为一方面这样做有被识破的危险，如果被别人利用，趁机表现，只会让自己陷入被动、是非颠倒的境地；另一方面，当自己都失去了诚意的时候，就不可能再要求别人真心实意。
真诚，乃为人之根本。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人们就会了解你、相信你，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人们都知道你不会掩饰、不会推托，都知道你说的是实话，都乐于同你接近，因此也就容易获得好人缘。
以诚待人处事，能够架起信任的桥梁，消除猜疑、戒备的心理，能够成大事，立大本。
“言而无信”的人生悲剧
以宾阳才质之美，行之以忠信，坚其必为圣人之志，勿为时议所摇、近名所动，吾见其德日近而业日广矣。
在王阳明看来，诚信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一个人存在于社会之中，诚信是其基本的道德依存。如果一个人能够坚持以忠实诚信为行事的准则，坚定做圣人的志向，不被时局动摇，不被名利诱惑，德行修养就会越来越高，事业也会越做越大。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也曾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意思是说，人不讲信用，真不知道他怎么处世呢！就好比大车上没有輗，小车上没有軏，它靠什么行走呢？一个人失去信义，便无所依托，长此以往，别人对其只会敬而远之。信口开河、言而无信，只会让自己失去做人的从容与真挚，同时失去别人的信任。
季札是春秋时吴王寿梦四个儿子中最小的。他虽小却很有才华，寿梦在世时就想把王位传给他，但季札避让不答应，寿梦只好仍旧让长子诸樊继位。
后来，季札受吴王的委托出使北方，北行时拜访了徐国国君，徐国国君在接待季札时，看到他佩戴的宝剑立即赞不绝口，流露出喜爱之情。吴国铸剑在春秋闻名，季札作为使节所佩戴的宝剑自然不凡。季札也看出徐国国君的心意，就打算把这宝剑送给他以做纪念。但是这把剑是父王赐给他的，是他作为吴国使节的一个信物，他到各诸侯国去必须带着它，现在自己的任务还没完成，怎么能把它送给别人呢？于是他只能暗下决心，返回时一定把此剑献上。
后来，他离开徐国，先后到鲁国、齐国、郑国、卫国、晋国等地，返回时又途经徐国，当他想去拜访徐国国君以实现自己赠剑的愿望时，却得知徐国国君已死。
万分悲痛的季札来到徐国国君墓前祭奠，祭奠完毕，他解下身上的佩剑，挂在坟旁的树木之上。随从人员说：“徐国国君已死，那宝剑还留下干什么呀？”季札说：“当时我内心已答应了他，怎么能因为徐国国君已死，就违背自己的心愿呢！”
一个已经亡故的赠剑对象，一把价值连城的宝剑，诠释了“诚”的真实含义，相比那些对别人做出了正式承诺却找各种理由不履行诺言的人来讲，季札无疑为我们做出了表率。
诚信是一个人安世立命的基本准则，是与人交往的前提，唯有遵守对他人的承诺，他人才会将心交于你，并且团结在你的周围，给予你存世的支撑。倘若你历来以违背誓言为生活的基本准则，为贪小便宜而处处失信于人，则不但会失去朋友，还会失去你所得到的一切，令自己孤立无援。
因此，王阳明总是告诫自己的学生：讲良知，自然就不能够容忍不诚实。不诚实一旦存在，心就能够察觉。而诚实也好比人的名片，无论走到哪里，都会为其赢得信赖。在成功的道路上，诚信的品格比能力更重要。
谈到诚实与守信，许多人也许会有“老实人容易吃亏”的感觉。的确，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也许我们会由于诚实而暂时错过一些东西，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树立了诚实守信的形象与名声，从而被人信赖，这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凭借欺诈、奇迹和暴力，或许可以获得一时的成功，但是只有凭借诚实与守信，我们才能获得永久的成功。
诚意的最高境界
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诚身”，“诚身”之极，便是“至诚”。《大学》工夫只是“诚意”，“诚意”之极，便是“至善”。工夫总是一般。
王阳明认为，《中庸》大体上讲的就是“诚身”，“诚身”的最高境界就是“至诚”；《大学》大体上讲的就是“诚意”，“诚意”的最高境界就是“至善”。看起来好似不同，其实他们所讲的心灵修养的道理都是相同的，都是在告诫人们为人要有诚意。诚意包括悲天悯人、诚己信人等发自内心一切善的情怀。
孟子曾说：“存其心，养其性。”意思是保存赤子之心，修养善良之性。我们生来便有一颗赤子之心，不沾俗尘，不染污土，而仁爱是首先要培养出来的性情。为他人奉献善心，为社会造福祉，他人和社会必定会以善回报你。
古代的药铺里常常挂着这样一副对联：“但求世上人无病，何妨架上药生尘。”这其中便包含着对生命的一种关怀，自己虽然是良医，却祈求别人不生病，其中蕴含着至高境界的道德品质。
世间天地万物数不胜数，其中最能够打动人的莫过于一颗宽厚无私、善良的心。
山东潍县以前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经常发生水灾、旱灾。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在当地任县令七年，就有五年发生灾情。他刚到任那一年，潍县发生水灾，十室九空，饿殍遍地，其景象惨不忍睹。郑板桥据实上报，请求朝廷开仓赈灾，可朝廷迟迟不准。在危急时刻，郑板桥毅然开仓放粮，他说：“不能等了，救命要紧。朝廷若有怪罪，就惩办我一个人好了。”这样灾民很快得救了。
郑板桥秉承儒家心系天下苍生的精神，心念百姓疾苦。他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不管做任何事，他首先想到的都是百姓。他招民工修整水淹后的道路城池，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救济灾区壮男；同时责令大户在城乡施粥救济老弱饥民，不准商人囤积居奇；他自己带头捐出官俸，并刻下“恨不得填满了普天饥债”的图章。他开仓放粮时有秋后还粮的借条，到秋粮收获时，灾民歉收，他当众将借条烧掉，劝人们放心，努力生产，以使来年交足田赋。由于他的这些举措，无数灾民解决了生存之危。
为了老百姓，他得罪了一些富户，特别是在整顿盐务时，更是触动了富商大贾的私利。潍县濒临莱州湾，盛产海盐，长期以来，官商勾结，欺行霸市，哄抬盐价，贱买贵卖，缺斤少两，以次充好。郑板桥针对这些弊端严令禁止，因此，一些富人对他造谣毁谤，匿名上告。1752年，潍县又发大灾，郑板桥申报朝廷赈灾，上司怒其多次冒犯，又加上听信谗言，不但不准，反而罢了他的官，削职为民。
离开潍县时，百姓倾城相送。郑板桥为官十余年，并无私藏，只是雇三头毛驴，一头自骑，两头分驮图书行李，由一个差丁引路，凄凉地向老家走去。临别他为当地人民画竹题诗：“乌纱掷去不为官，囊囊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枝，秋风江上作渔竿。”
郑板桥为官，不以自己晋升为目的，而是心系百姓，尽全力为民谋福，这种宽厚无私的精神是为官的最高境界。
孔子在《论语·颜渊》中也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说，审理诉讼案件，我同别人一样能做好，但内心总是希望这些事情不再发生啊！孔子希望通过教化来提升人们的修养，减少案件的发生，这是以天下人为念的崇高博大的情怀。
达到诚意的最高境界，要求将福祉惠泽天下的芸芸众生，人只是这个世界微小的一部分，花草鸟兽作为世界的一分子，也应受到福祉的惠泽。孔子曾说“子钓而不纲，弋而不射”，意思是说孔子钓鱼，但不用绳网捕鱼；孔子射鸟，但不射栖宿巢中的鸟。在孔子的眼里，一草一木皆生命，岂有不爱惜的道理。王阳明对于心外存在可以使人渊博、使人明智的知识这一点并不否认，可是他更加强调，如果在人内心没有善的动机，即使得到再多，也只是表面现象而已。
确实，在这天地间，即使只是一只毫不起眼的小蚂蚁，也是造物主的恩赐，它的生命与我们人类的生命并没有本质区别，也应该享有生命的尊严。对生命的关怀并非人性的道德完善，也并非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发自内心对生命的平等的尊重和深切的关怀。很多时候，我们在关怀其他生命的同时，也是对我们自身的关怀与尊重，这才是对自己、对生活最高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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