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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之后，杜蘅接到承办法官的电话，赵琳案的被告方同意调解。
调解方案是赵琳与刘家硕住的房子给赵琳，股权转让价款的一千万给赵琳。
杜蘅大致核算了一下股权转让价款六千万，个税部分大概是三百万，如果是按照三个人平均份额计算，赵琳应该能够拿到一千九百万；公寓是一个五十平米的小型公寓，估值在二百万左右。这样的调解方案显然有失于公平。
杜蘅将估算的结果告知赵琳，问询赵琳的意见，赵琳毫不犹豫的答应了调解方案。
“你不要再考虑一下？”杜蘅问道：“调解结案的话，是双方商议方案的。对于拿到的钱，是可以再讨论争取的。而且，调解本身就是一个相互讨价还价的过程，对方第一次提出的条件往往不是最终底线，肯定是会经过好几轮的争议的，这也是谈判的技巧……”
“不用，我不想跟他们继续争执下去。他们同意调解，我接受就好了。我希望家硕泉下有知，明白我的心意……赵琳说道，毫不犹豫。
话已如此，杜蘅亦不便多说。
“签订调解协议，他们会在现场吗？”赵琳问道。
“未必。理论上律师是可以代签协议的。而且，他们也可能会是让律师代为签字……”杜蘅道。
“能不能请他们明天到法庭，我想见他们……如果有条件，这是我唯一的条件。”赵琳道，想了想：“如果他们同意就见。如果不同意，那也就算了。”赵琳补充道，声音弱弱的，很是退让。
“你是有什么还跟他们讲？”杜蘅问道，处于尽职尽责的考虑，她绝对不愿意横生枝节另起波澜。
“没什么……我只是想，见面能够说清楚。我想告诉他们，我对他们没有恶意。如果他们年迈需要帮助，我可以照顾他们的。我希望家硕的在天有灵能够安心。他选择的的妻子没有错……”
赵琳的声音有些哽咽。
“你放心，你的意思我们一定传达到。”杜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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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蘅和陈清颖一道与对方律师沟通调解方案。
同行的交流，少带有感情的色彩，更容易切中要，直击主题。对方律师是一位三十余岁的年轻男士，语速很快，说话一板一眼，井井有条。
不过，这一次，在对方律师问及是否同意调解方案的时候，杜蘅没有回复，而是先提出了赵琳的要求。
“这没有必要吧……实不相瞒，被告方很抵触任何的就刘家硕先生的遗产的分割方案。委托人同意调解，更多的是我出于尽快结束诉讼，维护委托人的利益考虑的。”对方一位中年律师，无处不在的透露着专业与精明。
“调解的初衷与本质不是讨价还价，而是能够调解当事人的矛盾。我的当事人更是诚心诚意的愿意与被告和解……在谅解和和解的基础上，讨论调解方案更具有实质意义。”杜蘅道。
“赵琳女士是一位非常善良的女性，她希望被告能够理解她的心意，也愿意在被告年老无依的时候照顾被告。在此基础之上，原告诚心实意的希望达成和解。不只是出于利益的考虑，更是为了原被告共同的未来。逝者是他们最深爱的人，他们是能够相互扶住的。”陈清颖解释道。
“这是和解的前提么？不管怎么说，争议的焦点是遗产的分割。为了达成和解，我建议两位律师和原告都回到争议焦点上吧。横生枝节不利于解决问题。”对方律师依旧坚持尽快达成协议。
“不是和解的前提，仅是，出自于善意的考虑。赵琳女士和我们代理律师希望的，不只是完成和解的签字程序；而是希望原被告双方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和解。作为原告的律师，我们希望完成当事人的委托……我们完成的工作，不仅体现在办结案件，争取到的经济利益的数字，也该体现在我们把当事人的意愿放在首位。”
陈清颖诚挚的说道。
杜蘅与陈清颖的诚恳与坚持下，对方律师同意从中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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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理与法理的平衡是自古的难题。尽管，民事法律原则重视平等与公序良俗，但是，到个案中，因为偶发性特殊性，更因为每个人的立场不同，利益相争互不退让，争议一起，很难平息。
杜蘅并不确定赵琳的退让会否让老人明白她的诚意与善良。
赵琳的继承权显然是基于法理，然而，站在各自的立场，各有情理，那些爱恨也不都基于客观的因素，并非正确，更难更改。即便是伤害与怨恨再无意义，也有更多的人在伤害中自怨自艾，不肯原谅。
赵琳愿意用牺牲经济利益的代价去得到老人的理解，可是，在老人的眼里，许是一分钱都不愿意给赵琳，不肯沟通，不愿意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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