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其他方面的好消息也不是没有。
经过了这一年多的后续努力，以丈田清户、聚民屯垦为核心的淮南境内大规模社会改造，已经初步完成第一个阶段；因此在两淮十三州六十一县的七百多个营田所和中心屯庄、编管地内，已经陆续收获了第一茬的豆薯，而开始放水灌田转种“百日熟”了。
此外，又得以（主要为城邑、市镇内）编列入籍四十一万九千户，约一百九十三万五千口。但是其中年龄结构却是呈现纺锤形，也就是两端的老人和孩童的比例很少，而居中壮年人口中的女子又大大多于男性。
而淮南本身就是土地肥沃而水利灌溉密布，蚕桑发达的传统农业主产区。这样，通过集中力量重点办大事后续的生产自足运动，在两淮新占领区的投入和维持成本将会大大的降低下来，而将节流下来的相应资源留给其他方向的战线和生产恢复上。
比如峡江道五州，除了一些实在偏僻艰险的深山老林子里，而一时影响不及的山民村邑和土蛮聚落，绝大多数沿江人类活动区域的后续恳拓和开发已经接近了尾声；壁板信号塔所构成的通讯体系也开始运转。
剩下的就是进一步的加大水陆交通的支线基建，陆续将这些资源开发的成果，给转化成为了太平军经济体系大循环当中的养料和新血，然后同时通过期间产生的利益反馈，来逐步改变原本几乎一成不变的社会面貌，将新的统治秩序稳固下来。
这也是如今的峡江道五州作为上游的中转之地，可以支撑起西川和东川两路策应式的偏师，陆续追加扩充而成的正面攻略的基本底气所在。与之大致相同又有所差别的则是山南东道。
作为如今同时攻略山南西道、维持关内战线、前出河南的，三向军事部属重要支撑点和大后方，山南东道算是太平大都督府控制下，风土人情和历史渊源都更接近北方的地区。
因此，相对于开发度有限的两岭、湖南、峡江，或是饱受战火摧残的江西、荆南地方、或是商业外贸和手工业发达的江东三路；这里也是大地主和官宦阶层为核心的世家大族等传统力量，最为顽固和盘庚错节的所在。
为了保住他们手中的权势和身家，可以不惜一切与各种突破下限的势力勾结与合作，而蛊惑和煽动地方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反乱来；因此长时间的多地军管和戒严状态，才是早年的主要常态。而这里也一度是镇反会下“三支队”人员损失最多的区域。
只是他们再怎么负隅顽抗的努力，都难以抵挡来自正规军伍“武器的批判”和移民填户的换血进程。在太平军持续剿匪和肃清乡里双重打击之下，陆续迁移出了两三万人；
又在其中有三分之一因为各种原因死在了路上或是抵达地之后；山南东道的七州之地也恍然一新式的，变成如今最为巩固的模范区和前进基地，可以一声令下就地动员起足够的役夫和辅卒，来支撑山西、河南、关内多线作战的大后方。
此外，这些年通过陆续发行的各种名目的（生产建设和商业经营类）官债、（战争类）军债也积累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因此，在私底下作为利益相关的众多持有人等，也由此自发形成了一套私下进行买卖交易的行会和场所。
因此，作为如今专事监管五道十二路的（广府、湖南、峡江、江西、关内、江东）六大行，各种飞钱和汇兑交易的仓曹钱务科，为此专门提出了一个申请；希望将其纳入到官方的正式监督和管理当中，以免其中“伪滥横行，欺诈兼有，徒损威信”。
虽然周淮安对于自己的治下的一系列跨时代举措当中，居然能够催生出这种原始金融活动实在有些意想不到；但是对于属下这些部门的自觉性和眼光还是颇为欣慰。只是要规划好底线和框架，才不至于在形成既得利益群体之后，变成新的弊端来源。
毕竟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而这种趋向走到尽头，就会从带来多元竞争活力的自由市场，变成寡头垄断下极尽所能割韭菜的饕餮巨兽。所以古代诞生了形形色色最终演变成社会生产力阻碍的专业行会和商团组织，而现代更是催生了灯塔国这个伪装成国家的财阀联合体。
因此，适当的外在制衡和竞争，来自政权体制上的约束和限定，是抑制其中不利因素而变害为利的基本保证。而在这个基础上，只要都督府肯放出部分未来新占领区，部分利益和特产专营权作保证的话，再筹集个百十万缗的追加军费也是毫无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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