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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相比北上河西一路先难后易的顺风顺水和平淡无波，西进陇右一路的李罕之表现就要激烈的多了。从进入秦州（今甘肃天水市）开始，几乎是三天一遇敌，五天一大打，乃至后来的无日不战，无日不在杀敌。
马邑州(今甘肃天水市或礼县境)、成州（陕西礼县）、宕州（今甘肃省舟曲县西）、武州（今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岷州（今甘肃省岷县）、叠州（今甘肃省迭部县）、洮州（今甘肃省临潭县），几乎被他不计远近的打了一大圈过去。
或者说，在他骨子里某种名为残忍凶暴的潜在属性，被籍着这个机会给放飞出来了；所过之处虽然算不上是血流成河或者说尸横遍地，那也是处处京观而地方无不骇然噤声的结果了
道理也很简单，这些地方被唐与吐蕃之间长期拉锯过，后来又在吐蕃占据和经营日久，因此在藩汉杂处之下的各种土族、藩落势力，比其他地方更加根深蒂固或者说是盘根错节的抱团。
再加上地势破碎造成的交通通讯落后和封闭。因此，这里也是西部温末主要活动的根据地和势力范围；因此，相对本地唐人的存在感，已经压倒性的占据了上风和优势。
所以，这些土族势力基于自身的利益和传统惯性，敢于袭击和劫夺一切途径的人和事物。哪怕是昔日的西军残部，一旦小股落单之后，也在他们手中讨不得好去。
就算是当年的归义军崛起之后的全盛时期，也只能控制住其中主要的城邑，而对于这些碉楼寨垒遍布的广大乡野地方，保持一种名义上的归属和相对自立的羁縻关系。
因此，当太平军追击西军残部而来之后，他们也想故技重施的给制造一些麻烦，而作为后续讨价还价的凭据，从“汉家新主”手中索取到比之前更大更多的利益与好处。
但是这一次他们遇上的是新式军事理念和装备战术，所武装起来的太平军；而作为先头领军的李罕之更是一个狡智凶横（随军的虞候官评价）的人物；
所以在最初，太平军因为不熟悉环境和地理而吃了几次亏之后，李罕之就改弦更张的采取了，更加激烈或者说是激进的战术；不再急于追击那些逃窜的西军，而专心对付起沿途所经过的寨垒来。
尤其是那些占据了地形胜势和险要折冲位置的寨垒、碉楼，除了少量靠近大路和平地的位置，留人驻守一时确保后路输送之外，其他在打下来之后就被驱使俘虏给拆平掉。
而那些河谷、平原当中的藩落村寨，也被勒令交出骡马和丁壮协助进军；而敢于抗拒太平军的存在，则会被打破寨子之后杀掉头人以下的中上层，而剥夺所有的财产土地，交给附近愿意协力的“友善”村寨。
然后，又在期间优先扶持唐人的聚落和村邑，以为牵制和平衡某一片地域当中的势力平衡。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李罕之甚至不惜制造理由和机会来大开杀戒。
比如派兵威胁某个番人势大的聚落，迫使其向附近山中的亲近部落寨垒求援；然后在本地亲附带路党的帮助下设伏以待，痛击而围歼之再将俘虏驱赶到被围困的聚落前，致使其哗然动摇而一举打破。
然后，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夺尽牛马集藏，而拆分丁口、田土并入别处村寨；乃至将被惩罚性处死的头人、长老眷属，发卖于唐人的邑落为驱使。
就这样，在太平军后续的治理力量尚未跟进之际，硬生生的制造出了敌对、中立和亲近、依附等等，不同状态的既得利益阶层，地方传统格局中的割裂与对立。
因此，自从攻入宕州（今甘肃省舟曲县西）境内之后，军中的士委会和各级虞候所属，就不断有频频的抱怨和反馈，称李罕之行事手段过于粗暴酷烈，乃至是存在好杀滥杀的倾向。
周淮安也只能将这些反馈汇集起来而留中不发，至少在征讨完成之前都不方便做出相应的决定来。因为，从基本道德层面上说，李罕之正在做的事情是错误的；但是太平军后续统治秩序的建立，却是大有好处的。
毕竟，在这个国家民族概念都还未完全成熟，多数人依旧还是在萌萌认知当中，属于“非我族类，其心必殊”的时代；要强求什么超越国家和族群的人道主义情怀和道德观，都是白左式的瞎扯淡。
而推行这种战术的结果，就是这路人马当中的支援火器和炸药、器械的消耗，远比其他地方大得多；原本占据了相当比例的骑兵序列，逐渐也被更多的骑步卒和山兵序列所取代。
因此，如今的陇右道旧属版图内，仅剩下地势更高而相对道路崎岖的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市折桥乡后古城村）、廓州（今青海省化隆县群科镇）、鄯州（今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等靠近吐蕃故地的州县，尚且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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