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俄国内部发行的各种刊物上对中国的描述只有一个，那就是敌人。如果在换一种称呼的话，那就是死敌！
虽然自“十月革命”后，俄国人曾经吃过各种各样的亏，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最大的一个是当时的国社政府给予的。
在当时的十多个“帝国主义干涉军”当中，或许国防军并不是实力最强的一个，但却是割肉割的俄国人最疼的一个。
如果算上已经被俄国实质占领的外蒙古，当时的国社政府几乎从俄国人身上抢去了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领土，不提别的地方，单只是伏尔加河南部地区，不算高加索那一块的就已经相当于乌克兰那么大的。
因此虽然中国对俄国造成的伤虽然未必是最深的，但却绝对是俄国人最恨的…
而在民间，普通的俄国民众更是将当时的远征军司令蒋百里恨的咬牙切齿，一些俄国百姓甚至还在背地里诅咒蒋百里等人。
至于严光？
更是被弄的和大魔王一样，在一些最新的俄国童话故事里，严光基本取代了过去的许多反派角色，成为了新的最终SS，只不过苏联毕竟是一个**国家，所以在这些童话故事里并没有什么王子和公主，骑白马的就更不见踪影了。
在这些童话故事里，有的只是英勇的红军战士和因美貌而被掳走的俄国姑娘…
多年的边境冲突再加上长久以来的内部宣传。俄国百姓对中国的敌视是毋庸置疑的，不过这只是普通层面而已，在其他方面中国和俄国的联系还是比较密切的。
这就好像后世的中国和日本一样。在民间层面上，两国的老百姓互相厌恶着，彼此间的谩骂更是稀松平常的事情，然而两国在经济上的联系却是那么的密切。
在后世，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对象，而日本则是中国的第四大贸易对象（11年的时候东盟超过了日本，不过如果将东盟拆开算的话。日本还是第三位…），单看这些的话，你简直无法想象这两个国家的国民究竟有多仇恨对方——————当然，一些比较“另类”的家伙另算。
这时的中国和俄国，就好像后世的中国和日本一样。
虽然在民间层面上彼此仇视，但是在经济和政治上却完全是两码事。
尤其是政治上，虽然十月革命后严光落井下石，从俄国的身上割了不少肉下来，弄得哪怕是现在还有不少俄国人恨的牙痒痒。但是在对苏干涉战争时俄国人最艰难的时候。严光也在背后提供了不少支持。
像是武器装备。还有粮食、药品等补给上的。
在失去了哈萨克和高加索等地南俄地区后，俄国人能撑的过英法的攻势，这里面严光的支持功不可没。
当然这么做也不是没有好处的。就像严光说的一样，虽然俄国对中国同样是个威胁，但是在中国刚刚才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捞到不少好处的情况下。作为一个黄种人国家中国实在是需要有一个集火用的挡箭牌竖在前面替中国吸引火力，尤其是在英法等参战国几乎都损失惨重，只有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捞到最大好处的情况下…
事后的发展也和严光想的一样，虽然英法看中国十分碍眼，但是有个**俄国立在那里，英法也就没工夫去管中国如何了。
而在这个时间里。中国也算是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会。
所以不管民间如何，在政经方面两国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在俄国推行农业集体化期间。在历史上由于当时大量的苏共党员被派往农村，动员农户加入集体农庄，他们在乌克兰遇到了消极的和积极的抵抗，最终导致对乌克兰“富农”阶层的集体逮捕和流放。
大量擅长耕作、富于农业经验的乌克兰农户被划为“富农”，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导致乌克兰本土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率下降。
免于被流放的农户，因为担心被划成富农，因此不愿耕作，其直接结果就是1932年乌克兰粮食产量暴跌。当年预期在全苏联可以收获9070万吨粮食，但是实际上只收获了5500万到6000万吨。苏联政府征得的粮食数量也从预期的2650万吨下跌至1850万吨。
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1932年8月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了一项新法令，规定“盗窃集体农庄财物”可以判处死刑。这一法令从根本上禁止农民将任何农产品据为己有。至1933年1月，有7.9万名农民根据该项罪名被逮捕，其中4880人被判处死刑。
禁止农民占有收获的粮食后，1932年12月6日，苏共政治局颁布了另外一项秘密命令，将全乌克兰的所有生产资料（农具、牲畜、种子）收归公有，禁止将任何粮食和制成品运入乌克兰农村，并在全乌克兰禁止商品和农产品的异地买卖。此外还向乌克兰农村派出了搜粮队，没收农民的余粮、口粮和种子粮。
这几项惩罚性措施实施数月后，到1933年春天，在全乌克兰范围内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饥荒现象。苏共和乌克兰政治局发出了一些补救性的命令，包括向饥荒地区运去32万吨粮食，但同时自乌克兰向外运出粮食的行动仍未停止。当年春天在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出现的干旱加重了饥荒的程度。与此同时，苏联政府禁止灾民向外流动，乌克兰以及顿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断。到这些地区的旅行被禁止。任何未经许可便试图离开乌克兰的饥民都作为“阶级敌人”被逮捕。
1933年冬和1934年春，乌克兰气候条件转好，1934年农业收获量有所提高。乌克兰饥荒状况逐渐消失。
然而即便这样，饥荒带来的后果却是极为严重的…
事后饥荒的幸存者说，在1932年到1933年饥荒达到高峰时，乌克兰农村中甚至出现了人吃人，以及在冬季把已经埋葬的猫、狗、家畜和人的尸体重新挖出来再食用的事件。
由于缺乏官方统计数字，死于饥荒的人数只能进行估算，具体人数在250万到480万之间。除了饥饿外。缺乏营养、抵抗力下降后导致的疾病感染（主要是斑疹伤寒和伤寒）也是主要的死亡原因，尤其是城市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死亡人口中，81.3%是乌克兰人，4.5%是俄罗斯人，1.4%为犹太人，1.1%为波兰人。还有为数不少的白俄罗斯人、匈牙利人、伏尔加德意志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死于饥荒。
而这，也就是历史上极为著名的“乌克兰大饥荒了”…
在历史上，虽然当时饥荒普遍存在于俄国各地，但是由于饥荒主要集中在乌克兰。因此这场饥荒也被称作“乌克兰大饥荒”。
然而这个时代。由于俄国失去了哈萨克这个大粮仓，使得发生在俄国的饥荒更加严重，保守估计在500万上下。不保守的话…
在饥荒发生后，中国也曾经对俄国进行过“人道主义援助”——————因为不是免费的…
当时的中国在东北和哈萨克等地开辟了大量的耕地，再加上新式的耕种方式使得粮食产量大增。所以当俄国人还在为饥荒而有些头疼的时候。粮仓已经被粮食填满的严光向俄国政府提出了一项交易计划。
这项计划，就是由俄国提供黄金等物资，同国社政府进行粮食互换。
由于这项计划的背后带有一定的“人道主义”行为，因此严光并没有开出黑心的价格，只能说计划背后可以稍微赚上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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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当时的“乌克兰大饥荒”在俄国属于机密，俄国政府禁止灾民向外流动。乌克兰以及顿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断，到这些地区的旅行被禁止。任何未经许可便试图离开乌克兰的饥民都作为“阶级敌人”被逮捕。
在后世，乌克兰国会和许多国家的乌克兰人社团甚至对普利策奖委员会发出呼吁，要求其撤销1932年颁发给《纽约时报》驻苏联记者沃特?杜兰蒂的奖项。
因为当时沃特?杜兰蒂因是苏联五年计划的系列报道而获得了该奖，但是他在明知乌克兰发生大饥荒的情况下仍对全世界隐瞒了这一惨剧的真相，并且在报道中宣称“乌克兰根本未发生饥荒，而且也不可能发生”。
因此发生在乌克兰的大饥荒，其实是处于保密状态的。
但是乌克兰和中国是接壤的，所以这些所谓的秘密对严光来说根本就不是秘密。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俄国政府才对国社政府提供的支持产生了好感。当然，严光也没浪费这个机会。
在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后，中国国内的工厂数量增多，工人数量急剧增加。虽说当时在严光的推动下，国内已经开始实行8小时工作制，但是毕竟不是每个地方都会严格遵守这项条例，而且地方上的官员大多也都和资本家们有所勾连…
所以在国内，**虽然没有蓬勃发展，但是同样也无法彻底铲除。
而这时发生在乌克兰的饥荒，对严光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
总的来说，民间的百姓对俄国还是抱有着很深的敌意的，毕竟十月革命后中国曾经趁火打劫，在俄国身上割下了不少的肉。虽说这些并不是老百姓们自己愿意的，但他们也不愿意将吃到嘴里的肉再吐出去，而俄国呢，在失去了那么大块领土后，也毫无疑问的成为了中国的敌国，所以国内的老百姓对俄国是很敌视的。连带着从俄国传过来的**什么的也跟着一起受到了抵制。
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支持。
“既然这个什么主义是从俄国传过来的，那我们就绝对不能信…”
至少国内的大部分老百姓都是这么想的。再加上多年来时常发生的边境冲突，还有发生在南俄地区和哈萨克等地的一些恐怖袭击活动…
然而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毕竟也属于一种资本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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