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令太后气恼的事情还在后头，在朱翊钧有意无意的引导下，刑巧如不仅坦然诉说了发生在南直隶百姓身上的惨剧，还把这一切与张居正扯上了关系。
南直隶的倭患说实话还真跟张居正有点关系，大明意义上的“商税”和后世人们的理解有很大的区别，朝堂并不重视交易税、几乎没有增值税，朝廷眼中的商税大头是针对典当铺的税款。
什么人才敢在大明开典当铺？这些商铺的后台都是非富即贵之人，这些人有的是偷税漏税的法子，收这些人的税那真是个斗智斗勇、回报率贼低的事。
这也就导致了大明在商税上的收入十分不起眼，作为一个传统的儒家精英，张居正完全不能理解一支强大的海军有什么意义，毕竟过去整整四千年、中国在东亚的海上都没遇到过像样的对手。
倭患和俺答汗的威胁相比那就是个屁，女真人给朝廷的压力都比倭患大，要是不趁着俺答汗吃斋念佛的这几年尽快重建九边边防和京城三大营，等草原上再出个俺答汗这样的枭雄可就悔之晚矣。
在这种思想的促使下，张居正挪用了不少水师的经费，还限制了水师巡航的范围以降低损耗。
这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启元年间异常猖獗的倭患，倭寇们往日忌惮朝廷的水师、是不敢像熊野源内一样聚集这么一大股军力的，毕竟明军的水师在东亚可是独一档的存在。
这两件事本来不能直接划上等号，但朱翊钧在舆论战方面是专业的，他为刑巧如准备的话术直接把削减水师经费与东南倭患挂上了等号。
御花园里的这些听众可不是一般人，她们都是燕京大臣和勋贵们的妻女，这里发生的事情不用半天就能传遍整个京城，李太后立刻打断了刑巧如的话。
“巧言令色。南直隶的倭患从太祖爷时期就已经开始，朝廷年年给水师拨那么多银子，也没见倭患消停多少。
倒是嘉靖爷派人在陆上组织军队突袭倭寇聚集点、清查与倭寇有关联的村镇，这才让嘉靖朝的倭寇气焰不再那么嚣张。
由此可见倭患的真正问题在于陆上、而非水师，张先生挪用水师军费也是为了重建三大营，好一举荡平东南、使朝廷再无后顾之忧，怎能直接将这两件事扯上关系？”
李太后毫不留情地驳斥了刑巧如的说辞，这一位面的嘉靖朝并未像历史上那样爆发严重的倭患，朝廷只组织了多个卫所和地方乡勇的围剿就把倭患压了下去。
太后发话了、刑巧如一个平民不可能再把话茬接下去，朱翊钧果断把话茬接了下来，今天说什么都得把这盆脏水往张居正脑袋上扣实了。
“倭寇自海上来、犹如从草原上席卷而来的骑兵，就像抵御游牧袭扰的最好方法是建立长城、御敌于国门之外，消除倭患的最好方法也是在海上建立起一座漂浮的长城，彻底将倭寇挡住。
在陆上组织民勇和卫所军只是消极应对的一种方法，倭寇们总归能找到防御的漏洞，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朱翊钧这一番话条分缕析、不卑不亢，他跟着张居正学了六年的政务、还是广西最大的走私头子，对东南局势比幽居深宫的太后要清楚地多，分析起来自然更加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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