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说呢，和一个比自己大四五十岁的人做朋友，似乎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两个相处一起，普通的对话也随时有可能成为教诲或者劝告。对于人生经验的崇拜是深入到人类骨髓里的，不经意间总要用这个俯视别人。所以那些所谓的忘年交恐怕也是故作通情达理或者自欺欺人吧。
但我跟老李头却是个例外，因为我俩都不是正常人。老李头就好理解啦，他那脑袋瓜子一看就不是正常人该有的样子，否则也不会把自己倒挂起来冒充秃头版的蝙蝠侠。而我呢，虽然脑袋里有一颗拳头大小的瘤子（我猜的），但好赖思维应该算是正常（也是我猜的）。只不过我是个大限将至的人，而且是自己知道自己快要死了，所以也就好像有了对一切都无所畏惧的能力。“老子都快死了还怕个逑！”，这句话几乎成了我的座右铭了。每当有什么放不下面子或者出糗的事情，都会将此话默念三遍，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势。慢慢地，我发现这样的流氓心理确实有它的效用，最直观的，就是可以无视所谓的道德绑架。什么公交车必须让座啦，不要跟小孩子一般计较啦，不能没有绅士风度啦，我都懒得理会。说实在的，也正是这样的流氓态度，让我感到了一种别样的自由。甚至于看见那些企图用“道德绑架”来威胁我的人计划落空，我都会额外的感到快乐。总结成一句话，无所谓！当然，这是基于我真的要嗝屁了这个事实，也理所当然的觉得社会对快要没命的人有一种理所当然的宽恕。但仔细一想，这不也是一种“道德绑架”吗？仗着自己是快要没命的人，是“弱势群体”就想突破道德标准，还想泰然处之的获得别人的原谅和安慰。况且，也没人规定命短的就是“弱势群体”，按照我先前对死亡的设想，这样的心理或许还是源于人的怕死心理，因为自己怕死，所以可怜别人。但或许那些强撑着活下去的人才是真正的弱者，并且还得不到别人的宽恕和体谅。多么凄惨。
可这些也都是我后来才想到的东西，那个时候，单凭着一股没头没脑的执念，我尝试用一切办法去突破曾经妄图将我绝对自由灵魂束缚住的所有道德标准。我心中出现了一种极为叛逆的想法，反对一切权威，反抗所有束缚，用一种理论的精神和自己仅剩一个多月的生命去对抗几亿人类约定俗成的东西。我凭什么听他们的？他们凭什么来控制我？定规矩的时候又没有问过我的意见，怎么着我一生下来就要背负乱七八糟的责任？我对别人负责，谁来对我负责？命是我自己的，我为啥就不能自私？…这些渴望追求无休止的自由的想法几乎占据了我全部的大脑，让我成为了一个极具有攻击性，且敏感的人。
但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总是有利弊两面的。我和老头的关系能发展不错，兴许就是因为这样的方脑壳精神。
老头是建国前就出生了的，我脑袋里立马就浮现出了过去的黑白电影和《亮剑》里打小日本的画面。
“你砍过日本鬼子吗？”我满怀期待的问老头。
“我还没出生他们就滚回东瀛老家了，上哪里砍去？”
“哦。”我颇有些失望。
“但也是生不逢时，要是我那时候出生的早个几十年，提得动刀，就算他日本天皇来了老子也不带怂的！”他说这话时牛气冲天，鼻孔都快要挨到天花板了。
“吹牛谁不会？别说日本天皇了，就是东条英机和冈村宁次一起来，我都能一边一个把他俩从中国扔回东京。”我也脖子一横，一副吹牛又不犯法的架势。
“唉！可不敢这么说的！那些都是电视剧里瞎编的！战争可不是靠耍嘴皮子的，祖辈们死了那么多人，大半个中国都遭殃了，可不敢张口就来。”老李头立马坐正，一改刚才的嬉皮笑脸，“那些瞎编的人都是不负责任，开历史的玩笑，就是拿他奶奶他爷爷的命开玩笑哩！我父亲就跟我说过，那可不是嬉皮笑脸的事情，刀亮在你面前，大小便都控制不了，还说笑哩？”
“那你刚才不是也吹牛皮？”
“我那哪里是吹牛的。讲真的，我可是练家子。”他说完把脖子以伸，拍拍胸脯，听声音好像空心的一样。
“练家子？啥意思？你难不成真是魔教的？”我立马联想到他那晚倒吊着的画面。
“狗日魔教！我正宗洪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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