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洛斯是《每日镜报》的首席足球记者。
他是阿森纳的跟队记者。
跟队记者是某媒体派驻某支球队的常驻记者，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跟着球队一起行动。
他们往往坐在靠前的座位参加记者招待会，他们能获得更多的采访球员和教练的机会，他们会随时跟进足球俱乐部动态，然后发布各种与球队相关的体育新闻。
以克洛斯为例，克洛斯是阿森纳的跟队记者。
他的老板是《每日镜报》的老板，他要对《每日镜报》和《每日镜报》背后的赞助商老板们负责。
他的老板不是阿森纳，但他的工作是写所有跟阿森纳相关的新闻报道和评论。
多数情况下跟队记者是本队球迷，因为偏爱，所以工作无比热爱。
球队赢球时他们不惜溢美之词，球队输球时他们也能一针见血，指出失败原因所在，他们的文章能引起球迷的共鸣。
但不是所有的跟队记者都和球队一条心。
有些跟队记者他要坚持观点中立，立场客观。
政治经济社会类新闻必须中立客观，这没的说。
但体育记者如果要保持绝对冷静，尤其他本身是有球迷立场的，刻意理智，他写出的新闻评论、专栏文章反而少了一份感情真挚。
还有些跟队记者甚至是死敌球队的球迷，是媒体专门派来挑刺的。
这些跟队记者一般活不久，记者和球队关系不好，俱乐部完全可以拒绝接受采访，然后记者拿不到“前沿消息”，记者只能狼狈滚回报社，甚至丢掉饭碗。
没有记者敢得罪球队。
敢针对球队写揭黑报道，撰写负面新闻，这批记者都是能谋取自保的人，他们的新闻选题是被上级通过后，得到报社主编授意，甚至是老板点头后，他们才敢动笔。
跟队记者，尤其是能吃得开的跟队记者，多是情况下还是球队的表面“舔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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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斯提着公文包走出球场。
地乘人员带着微笑：“先生，您要乘坐的私人航班在那个方向，向东走第十三个直升机停机坪。”
克洛斯摇了摇头，“不，我需要乘坐大巴车。”
克洛斯转身离开。
七八个狗仔马上跑过来，围住地乘人员。
价高者得。
其中一名狗仔换来原本属于克洛斯的私人航班飞机票，他伪装成跟队记者，登上了飞机。
克罗斯不知道，也不屑于知道这一切。
克洛斯登上了一辆球迷大巴车。
球迷大巴车是为了方便球迷出行，方便球迷征战客场开通的专线大巴车。
本意是为球迷提供便利，但这是球队和包车公司合作商谈的商业项目，有盈利性质。
因为是承包项目，球迷出行的乘车费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尤其是阿森纳。
云嵘有钱，终止了包车协议，他买了三百辆49座双层带餐桌和厕所的高档旅游大巴，喷漆改造成阿森纳主题大巴车，提高了球队征战客场的载运能力。
阿森纳车队随时能将一万五千名球迷送去欧洲任何一个客场。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云嵘掌握了大巴车的定价权，于是大巴车售票一律按最低成本价。
如果阿森纳球迷发现自家球队的大巴车比乘坐其他长途大巴车要便宜得多，他们会觉得球队业界良心，他们不会注意到球票或者球队纪念品的价格在悄悄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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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斯登上了球迷大巴车。
他之所以不搭乘飞机回伦敦，是因为他刚刚收到了一封来自报社的紧急邮件，报社主编要他加一篇“球迷专访”。
克洛斯是首席记者，是报社的笔杆子。
首席，这代表他不只会舞文弄墨写写文章业务能力都是最顶尖的。
能在大媒体盘踞高位的记者都是全能记者，法学博士，政治经济学博士，社会学博士，这都是标配，“采写编评摄”等记者专业技能样样精通，有好身体能经得起风吹日晒，长期高负荷加班工作，他才能被同事信服。
克洛斯就是这样的人。
克洛斯拿出一部便携式佳能单反相机。
他轻车熟路地把相机固定在自己的右肩膀上。
光圈、焦距那些最基础的设置他已了然于胸。
克洛斯随时可以通过移动身位，捕捉最佳拍摄角度。
克洛斯又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块反光板。
反光板是便携折叠式的，占用不了多大空间。
它的作用就是打光，用于辅助照明。车上的光线不好，为了拍摄人像更清楚，记者需要用到反光板。
反光板不是什么高深玩意。
不只是拍戏才会用到，普通人进入爱情的坟墓，拍婚纱照时，影楼也会用到。
那些“接地气”，装憨的主播，哪怕是游戏主播，为了做灯光效果，用起补光板组合，一个个都是影楼老板娘级别。
镜头对焦。
布光。
克洛斯左手举着反光板，右手举着话筒，肩上一台相机，右耳插着耳机，胸前一根录音笔，脚下踩着抓地牢固，摩擦系数大的运动鞋。
克洛斯站在摇晃的大巴车走廊里做人物采访，稳如泰山，镜头都不带一丝抖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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