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一日，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中国，北京、上海等地一片欢腾，段祺瑞为此向中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贺词，整个北方军政两界和学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胜利庆祝游.行
唯独在萧益民领导的南方没见任何动静，除了已经跃升中国三大报之列的《中国时报》发表贺词之外，一切均和以往一般别无二致，各省工人正常上工，学校正常教学，农民在田间地头耕耘，六条跨越七省的铁路正式动工，一切都显得那么忙碌充实，长江流域各省终于显示出勃勃生机。
从德国悄然返回的两百余名留德军官和进修学员，成功地避开了新闻界的注意，于十一月九日乘坐长江船运公司新购置的“长沙号”客轮回到重庆，随后立即登上火车，赶赴成都。
长江船运公司的前身是盛氏家族控股的招商局轮船公司，在南京行营的推动下，该公司剩下的三名股东经过艰难的谈判，终于把所持股份以溢价百分之十的价格出售给南京行营经济发展委员会，尽数退出了长江流域和沿海各省之间的船运业务。
南京行营随即开始公平公正公开地予以重组和招商，接受了英国太古船运中国公司、美国蓝旗国际投资公司、以虞洽卿和黄金荣为首的上海财团的投资方案，组建了全新的中国长江船运公司。
这其中，英国太古公司拿出旗下的四十艘大小轮船、长江沿岸及沿海诸省的十二个码头占股百分之三十；上海财团出资一千五百万占股百分之四十五；蓝旗投资公司以上海杨浦造船厂、长江沿岸四个船舶修理厂和现金注入方式，占股百分之二十五。
这一强强结合，使得新组建的中国长江船运公司实力大增，一举垄断了中国长江流域和沿海各省航运业务。并开辟了中国至南洋、中国至美国旧金山、中国至英国利物浦等五条国际航线。
南京行营在这次规模庞大的资产清理和招商重组中获得巨大利益，严谨务实的态度和开明开放的发展精神。倍受中外各国的赞扬，不但拉住了心有余悸的江浙财团，让国内诸多担惊受怕的民族资本家安了心，树立起崭新的国际形象，还在此次整理重组中收回近五百万的国有资产投资，随后将这笔钱全部用在浙江、江苏、江西、湖北四省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以及进行杂交水稻实验和大力推广优良稻种上，获得全国各界的衷心拥护。
声望日增的萧益民并没有北上出席北京中央政府举行的世界大战胜利大会，也没有大张旗鼓地迎接从德国归来的老部下和百余名学成归来的留学生，而是前往江北出席徐州至海州段铁路开工典礼。之后沿着海岸线从北向南。足迹遍布十一个使用先进进口设备、产量扩大十倍以上的大型盐场，以及推广了优质稻种种植丰收在即的广大地区。
可是，在长江流域广大市场上一败再败的日本人，似乎不愿意让萧益民过一段清静的日子，十一月十五日。日本驻华公使和驻上海、杭州、九江、汉口总领事汇集北京，向段祺瑞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抗议南京行营企(
)图垄断中国棉麻市场的卑鄙行为，痛斥南京行营经济发展委员会对江浙地区和四川等省的纺织工业扶持与补贴政策，强烈要求在长江流域各省低价购买一百万吨大米，最后还恬不知耻地提出严正交涉：日本国有权利长期收购江苏全省稻米，用以补充被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政策严重伤害的日本粮食市场。
面对日本人的强大压力，正在与徐世昌、冯国璋集团斗得你死我活的段祺瑞痛苦不已，可段祺瑞心里很清楚。日本人的势力重心在北方各省和东北地区，虽然十年来日本在华势力一直不间断地向南延伸，但是在老牌殖民帝国英国和法国的打压中，进展极为缓慢，加上日益强大的美国暗中发力，以雄厚的资金和相对公平的贸易政策。成功地争夺到中国广大的南方市场，日本人向南发展的侵略性策略因此而严重受挫。
再加上素来反感日本的萧益民大肆拆台，通过南京行营各个部门和几个委员会，组建南方各省各行业商会和协会，以政府扶持、政策倾斜的方式，把大批民族资本家和闲散资金纠集在一起，利用层出不穷的巧妙手段，成功地整合了南方的纺织业。
萧益民领导的南京行营，在免除南方诸省两年税赋的基础上，联合各省政府大力推广农作物优良品种的种植，组织各省官员前往四川参观学习，利用中国工商业银行的强大资本，持续推动各省工农业发展，从而带动了中国南方经济和民族制造业的快速复苏和迅猛发展，并在英美两国财阀和进出口跨国公司的暗中支持下，引进先进生产设备，进口大量优质棉花生产出质优价廉的纺织品，逐渐将日本纺织品挤出南方市场，并开始向日本占领的北方各省和内陆纵深地区发起挑战。
对所有一切都心知肚明的段祺瑞不敢得罪凶神恶煞、手段卑劣的日本债主，但也不敢得罪逐步强大起来的盟友萧益民，只能百般解释再加上诉苦哀求，把难题通通扔到萧益民头上，其中最为重要也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南京行营是立法通过的中国南方最高军政领导机构，中央政府对南方各省只有宏观领导权和税务征收权，不能越过南京行营直接干涉南方各省的军政事务，而且萧益民不但是中国南方军队及第一大政党领袖，还是政务院第一副总理，在明年初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很可能被推选为国家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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