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静人虽在监牢里，心神却还留在那威严弘壮的紫禁城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才是真正的读书人，自己这脑子就埋在了书本里，根本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广，真是再愚昧不过的一只井底之蛙啊。
他无缘见得皇帝，就只被刑部官员领着，按照预定的一桩桩行程走下去。但他每日行程完毕后写的心得，却能呈递到皇帝书案上，皇帝也借由对这些心得的批示，在跟他这个弥天重犯对话。
或凛然直指自己学识不当之处，或淳淳教导自己未知之事，半个多月里，数千言下来，“雍正”在他心目中蛮夷、暴戾、昏聩的桩桩印象，层层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一张饱学多识、心系天下的肃正面目。
回想雍正对自己华夷之辨的斥责，曾静就觉老脸发红，恨不得一头扎进地里去。
《论语……八僧》中子日“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是他所持华夷之辩的根底。宋明之儒都解作，即便华夏没了君王，却还有礼乐在，也比有君的夷狄强。
但雍正却斥责说，这是没学透经义的愚人之解。孔圣在这一条里感叹的是东周时局，当时礼乐崩坏，最明显的一条就是强臣借篡，不再尊君。所以孔圣才有此一叹，说夷狄也有君主，不像华夏连这最基本的一礼都不再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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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说，华夏之为华夏，靠的是什么？礼乐，礼乐之根是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若是礼乐崩坏，华夏也再非华夏。而夷狄之地，只要守礼乐，尊君臣之制，那就是入了华夏。所以说，华夏道统，就在这君臣大义。
由此说到前明，明太祖起兵反元，得天下之正，直追故汉。但明末时，昏君无道，反贼无义，华夏已不成华夏。我大清自关外而入，一呼百应，将反贼剿灭，得了天下，尊孔奉儒，怡守道统，怎么就不是正朔？
当年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不就是明白了这个道理一他们最初起兵反清，是尽明臣忠节。但后来明朝已失道统，没了人心，他们顺时而变，虽还守着臣节，不出仕本朝，却在文事上配合本朝，包括遣学徒助修《明史》，他们才是读透了书的。
曾静无比感慨，自己这学识，跟皇帝和前贤比，真是差得太远了……竟然连华夷之辨的根底都没搞明白。
即便雍正没谈到剃发易服这事，曾静自己就想明白了。当初摄政王多尔衮下的剃发令，他只当是异族强令华夏之人改换面目，以示华夏沦丧的暴戾用心，可现在看来，这剃发令却是再名正言顺不过。
君君臣臣就是道统，既君主是此衣冠，那么臣民自然也得以君为效，否则就是不忠顺，不忠顺就是不守道统，那些因固守衣冠而死的人，是跟自己一样，识短见窄的愚夫而已。
接着曾静再想到自己在吕留良著述那学到的东西，仔细思量，他不得不承认，如雍正所说那般，吕留良在臣节上是有亏的。
吕留良虽生在前明，但未行冠礼时，大清就已得了天下，他吕留良就该是大清的臣民了。
而后数十年，吕留良一族能得安宁，能得生息，难道不是大清赐下的，不是大清之君父，如育子一般育天下之民而得来的福分？吕留良不念大清抚育之恩，却念念不忘在他生时已败德无道的前明，在著述中百般诋毁大清，他守的是什么道统？
吕留良在曾静心中的高大光辉形象，蒙上了一层阴霾，可曾静依旧觉得，即便在华夷之辨上有偏差，但吕留良所述的治政学问还是正道。
正在纸上写着自己的悔罪词，刑部官员又来了，“曾静，今日太和殿洒扫，正好领你去观一眼。”
曾静一呆，毛笔也停在半空，好半响，泪珠跟着墨滴一同落在纸上，曾静扑地叩首，泣不成声地道：“皇恩浩荡，曾静便是粉身碎骨，也无一丝怨言。”
曾静在荆州被抓时，本已存了必死之心，兵丁上门时，他还叫喊了一声“湖南卫道者曾静在此”，准备拿剪刀自杀。
似乎那一声喊已经耗尽了他的心气，接着他就软在了屋子里，被兵丁五花大绑。
捱过一顿牢狱之刑后，曾静已是麻木，就等着被凌迟处死，却不想皇帝亲传谕令，认为他只是学识短浅，受了吕留良的盅惑，罪不至死，要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刚被押到京城时，他心绪还无比复杂，一方面感叹自己对雍正皇帝的认知太过片面，这竟是一位仁慈而较真的皇帝，一方面还在心中抵触，他不愿假作恭顺，换取生机。毕竟在他这样的读书人心中，名声、气节比生死要紧。
但第一次进到京城，第一次在紫禁城外围粗粗走了一圈，曾静还守着的心房就已崩溃了。天下之大，物事之广，让他那股天下自能从书中读得的傲气顿时消散。尤其是紫禁城的宏伟，将他那点读书人的自尊尽皆扫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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