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一下从嗓子眼就掉落回去了，该来的总会来的，该面对的终究要面对。
我停下脚步，转身来，低着头不敢看父亲。
“抬起头来！”父亲很威严地喝到。
我赶紧把头抬起来。“把帽子摘了！”父亲又喝到。身为警察的父亲这几句喝令基本就会让人心理放下武器，放弃抵抗了。
我不情愿地把帽子摘下来，父亲走过来，左右端量，那么大一块白纱布扣在头顶，肯定跑不掉了。
“你头怎么回事？”父亲继续威严地喝问，但语气明显放缓了。
“没什么事，摔了一下。”我不在意地回答。
“过来！”走廊灯比较暗，父亲拉我到他的房间，爸妈的房间有个吊灯，六个灯泡，亮度高。
父亲打开吊灯的开关。拿一个木头方凳放在灯下，把我摁在凳子上。
“别动！我看看。”父亲说别动的时侯依旧威严，但说到我看看的时候已经变得温柔起来。我好像从未听到父亲这种口吻跟我说话。
我老实地坐着，头被父亲也轻轻摁低了一些。感觉父亲在小心翼翼的撕起胶布。
“哎呀，轻点爸。”胶布粘的头发，拽起来疼，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伤口的疼痛。
“好的，我轻点，你忍一下。我必须要打开看看伤口。”父亲担心地说。
感觉伤口的撕裂痛，我咬牙忍着，嘴里哼哼了几声。棉纱布揭开了。
“哎呀，伤口这么大，你这孩子，怎么搞的？”父亲既心疼又生气地责问。
“骑自行车下坡，有雪滑，没刹住。”我在害怕父亲发现前的忐忑中已经想好了一个合理的理由。还一直担心做警察的父亲明察秋毫，不相信会追问。
“怎么处理的？就这么简单包了一下？没打破伤风和消炎针吗？”可是父亲根本没有继续追问我原因，只是一味地开始担心我的伤口了。
那次，我看到了父亲最温暖的一面。
“哎呀，口子这么大，你这个孩子，疼不疼？怎么搞的？唉！”妈妈在厨房还没吃完饭，听见父亲的声音也赶紧赶过来。
“不行，得赶紧去医院！几点摔的？”父亲一边说着一边抬手看看表，“晚上有值班大夫，必须缝针。”
“那赶紧穿衣服，走吧，都穿上大衣，晚上冷！”妈妈着急地安排着。
“哥，疼不疼？”小溪不知何时过来偎在我肩旁，轻声问着。
“没事，小溪，哥体格好着呢。”
“好了，赶紧穿衣服，走！”父亲已经在穿外套了。妈妈拿着父亲和我的大衣走过来。
父亲的是橄榄绿的新式警用大衣，我的是蓝色的旧式警用大衣。同样的暖和，我的大衣父亲也穿了多年。
烟墩山医院离我家很近，向北顺胡同，穿过两条街就到了。
踩着积雪，“嘎吱嘎吱”地响着，路上的积雪在昏暗的路灯下，显得不那么洁白了，但增加了小巷的亮度。父亲一直牵着我的手走到医院。父亲的大手厚重而有力。
那时烟墩山医院不是现在的临海高楼，华丽壮观。还是一座三层的简易楼，水泥地面。
楼门前，同样昏暗的灯光。门口很安静，没人，也没现在的好多摊贩和等候的出租车。
父亲拉着我快步走进医院，左手边有个窗口还亮着灯，有个医生在值班，“挂个号，大夫。孩子头摔伤了，伤口挺大。”父亲干脆利索地说明情况。
“现在都是急诊，你往右拐。里面应该有医生，今天没什么病人。”窗口的医生收了钱递过挂号单。
“好的谢谢。”父亲拉着我赶紧去了急诊室。
“大夫，大夫，有人吗？”父亲还没到急诊室门口就开始着急地喊着。
“进来吧！”听到急诊室有个声音不紧不慢地说。
“快点，有大夫。”父亲一边说着又紧拽着我跑了两步，拐进急诊室。
有个穿着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瘦瘦的大夫坐在那里。正在伏案写着什么。
也没顾得抬头：“怎么回事啊？”大夫问。
“大夫，小孩骑车摔伤了，有三个小时了，我看口子挺大，你看怎么办？是不是需要缝一下，打点针？”父亲还是一如既往，思路清晰，干脆利索地说明问题。
“哦，坐下我看看。”听到声音大夫这才抬起头来，“咦？这不老梅吗？我说声音这么熟悉。”
“张主任啊，看，这么巧，给你添麻烦了。”父亲也认出了那个医生，看样挺熟。
“对了，现在应该叫梅局长了。”那个张主任笑着说。
“什么局长？都是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父亲客气着说。
“来来，孩子，坐下，让我看看。”大夫朝我说，“哎呀，孩子这么大了，这是老大？”
“对啊，老大，一点不省心啊。”父亲叹到。
“小的是个女孩？”大夫一边给我揭开纱布，一边跟父亲聊着。对，女孩。”父亲答到。
哎呀，摔得挺厉害啊，我再看看，忍着点小伙子。”大夫一边说着，一边从白色的搪瓷消毒盒里拿出一把镊子。
“哎呀，”我又感到头皮撕裂的疼痛。
“口子挺长，需要缝一下，要打破伤风，再打点青霉素，消炎。”大夫说的跟父亲的预估一样。
“是摔得的吗？”大夫放下镊子问我“小伙子，不是打架了吧？我怎么看着伤口像钝器打的？”
“什么钝器？不知道。是摔的啊大夫。”我有些着急。
好吧，先缝一下，”大夫起身准备，“然后需要试敏，青霉素打过没？过敏不？”
“应该不过敏，记得好像小时候打过一次，不过敏。不过还是试试敏，放心。”父亲一边看着我，一边回忆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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