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太极阴阳
从温汤回来我就调到药政处当了处长，成了丁小槐的上级。这使他很不自在，笑脸总掩饰不住后面的不自在。我觉得自己当这个处长是顺理成章，丁小槐你写过几篇药理学的论文？在知识化的时代你业务上叫不响你还想跟我攀比？当了这个处长我心中免不了飘飘然的，但只在家里对董柳飘一下，在外面决不作出任何轻狂之相。一个处长算什么，万里长征才走了三五里地呢。
这天办公室黄主任打电话来说：“戴妙良死了，突发心脏病死了。”戴妙良原是药政处处长，十年前为了副厅长的位子，与马厅长狠狠地掰过一回手腕，施厅长最后还是放弃了他。马厅长上任后，就把他挂了起来，一挂三年。在八七年他忍无可忍，五十岁就办了提前退休。女儿出国去了，妻子病逝了，他就只身去了万山红农场，“文革”中他在那里呆过六年。这一去又是六年，偶尔回来，呆不几天又去了。据说戴妙良在农场口碑很好，农场几次想把他推出来作典型，都被厅里否决了。他也不在乎说：“我一生只是在退休以后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谁也不把这话当回事，只作是失败者的自我宽解。在中医协会时我跟他说过几次话，这两年就敬而远之了。刚才农场打了电话来，今天早上他突发心脏病死了。
现在厅里要派车把尸体拖回来火化。我想着戴妙良的过去，不想插手此事，对黄主任说：“办公室出面处理一下算了。”黄主任说：“是你们处里的人，你们还是要出面担担子呢。”我说：“退休办呢，他们不管这个事那他们管什么？”他说：“农场的意思是要厅里去一个要紧的人，戴妙良他在那边关系倒是搞得很好。”黄主任把“那边”说得很重，更使我想到“这边”的事。我说：“怎么办呢，我家里正好病了人。”他说：“他在那边群众反映还可以，太随便了，怕群众有意见。”我将他的军说：“既然这样那我们俩去跑一趟。”他忙说：“我上午要陪马厅长到省政府开个会，我爱人也不太舒服。你池处长的招牌已经够大了。”回到处里我把事情说了，丁小槐马上说：“要平时我就去了，今天我家强强正好病了。”我说：“碰得也巧，黄主任他爱人也病了。”丁小槐勉强笑笑说：“戴妙良吧，我以前跟他有点不愉快，去年他拿了农场的介绍信到处里来，要我们帮忙优惠价批发药品，我哪能帮他这个忙？他拍着桌子走了。”我想，你跟活人不愉快，跟死人也不愉快？看着别人都唯恐避之不及，我就给马厅长打了个电话，说：“戴妙良死了没人愿意去接回来，退休办推办公室，办公室推到处里，如果厅里这两天没什么事，我就跑一趟。”他说：“你去了拉回来，直接送殡仪馆，路上小心。”我带了退休办的小蔡，坐面包车到殡仪馆租了个铁盒子，就上路了。
下午三点到了万山红农场场部，吴场长说：“戴医生真的了不起，”他翘着大拇指，“我们农场八千多人，差不多每个人都找他看过病，省里的医生水平还是不同一些。他白天喊白天到，晚上喊晚上到，好人呢。”我公事公办说：“天气也有这么热，放久了怕不行，我们还是连夜赶回去。”吴场长说：“那我们还有一个告别仪式，就这样让老戴上路，我们心里也过不去。”马上吩咐广播员广播通知，告别仪式马上开始。吴场长陪我去戴妙良住的地方，正好有个家在农场的《光明日报》记者小严回家休假，也跟我们一起去了。
戴妙良的房前已经聚了二百多人，见了我们，自动地让开一条路。我进了房子，没想到里面如此简陋，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书架。戴妙良躺在床上，脸上蒙着布。我看了心中一震，一个冷颤从身体穿过。他可以在这间房子里呆上六年，凭这一点他就是个好人。蒙在脸上的是一块土白布，质地粗糙。当年父亲在下葬前脸上也蒙着这样一块白布，在最后的时刻又揭开来，让我看了最后一眼。当时秦四毛死命架着我，叫我跪在原地，不让我扑上去。“按规矩办”，当时秦三爹就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看着这白布的纹路，父亲给我的最后印象在心中一闪。我揭开白布看了看，小蔡躲到后面去了。吴场长说：“可惜啊，可惜！我们农场的一大损失呢。我们想分给他一间好房子，他还不要。”我指挥两个农民把铁盒子从车上抬进来，抬尸体时又上来两个人，把尸体小心地移进去。我走到门外，外面已经聚集上千的人，临时会场已经布置好了，四个农民把铁盒抬在肩上，一步一步地走到横幅下面。有人找来一面党旗，盖在铁盒子上面。严记者在我耳边说：“我真的好感动。”吴场长首先讲了话，讲得很动感情，几次呜咽着讲不下去。我本来想讲几句，看着这场面又犹豫了，公事公办不动感情吧，交待不过去，动感情吧，传到厅里去也不好交待。我要小蔡去讲，他讲了几分钟，干巴几条，比场长讲的大为逊色。又有几个人上来发言，都是讲自己的经历，有一个人哭了，讲不下去，就退到一边抹眼泪。严记者对我说：“池处长你也讲几句吧。”我对戴妙良在卫生厅的几十年知之甚少，知道的一点事情也不能说，于是谈了自己今天的感受，忽然想起了丁小槐上午的话，又把他为了给农场职工买便宜药，到省城奔波批发药品的事情讲了。接下来严记者也讲了一番话，大家默哀，鞠躬，会就散了。小蔡指挥几个农民把铁盒子抬到车上去，几个人围上来说：“戴医生就这么走了，我们还准备为他唱一通晚的歌呢。”我说：“天气这么热，这里连一点降温的冰都没有，等到明天恐怕是不行的。”吴场长要派两个人跟车到省城去，这让我为了难。农场去了人丧事就得办得轰轰烈烈，那可能吗？这不是让厅里为难？我竭力说服吴场长，再三答应事情一定办好，他还要坚持，说：“人都安排好了，闵副场长去。”这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的，不然我怎么向厅里交待？照道理说戴妙良的确是好人，轰轰烈烈办一回丧事也不为过，但圈子里的道理还有另一种说法，这不是我感情用事可以改变的。我把能讲的道理都讲尽了，天气热，路途辛苦，耽误了农场的工作，等等，吴场长还是不肯。我没有办法，趁严记者不在，就变了态度，用近乎生硬的口气拒绝了他，他也只好算了。
车发动起来，响起了一阵鞭炮声，硝烟中我看见几个人在路边跪下了。我对邓司机说：“开最慢的速度。”车缓缓从人群的夹道中穿过，不断地有人跪下，痛哭。我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擦去眼角的泪。小蔡坐在我旁边，一副无动于衷与己无关的神态，我在心里骂着：“这个麻木不仁的家伙，可怕啊！”到了夹道的尽头，司机刚想加速，严记者从后面追上来，向我招手，一群人跟在他后面跑。严记者说：“池处长，今天的场面我太感动了，我想写一个长篇报道，发到报纸上去。我先在这里采访几天，然后到省里找你。我本来是回来休假的，也休不下去了。”离开万山红农场我心情又沉重起来，这个严记者吧，只顾自己抓材料，把我就放到火上来烤，让我给厅里出难题了。如果他再把我讲的那番话写进去，又怎么得了？戴妙良的确不错，宣传一番也是应该的，可道理还得按另外的方式来讲。今天碰上了这个记者，真是倒了霉啊！
回到城里已经是深夜一点。车开到殡仪馆敲了好久的门，值班的老头探头出来说：“明天来，天亮来，上班来。”我说了很多好话，他说：“这时候要我放到哪里去，放到我床下？冰库都上锁了。”只好拖回去。车子穿过城市，行驶在寂静的街道上，偶尔有几辆出租车出没。我看着脚下的铁盒子，心想：“这就是一个人与世界的关系，一个生命完结了，世界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在这个时代，一切随荣随枯，人一辈子就是自己这一辈子，时间后面的寄托已经被掏空。时间中的某些因素是不可抗拒的，它不动声色地改变了一切。戴妙良的确是好人，可好人又怎么样？”
早上七点不到我就被电话惊醒了，以为是邓司机叫我一起去殡仪馆，准备说有重要会议，就叫他送过去算了。接了电话是严记者打来的，他说：“我昨天连夜作了初步采访，戴医生的事迹非常典型，材料非常扎实，我想把他推出去，有可能成为一个全国典型。昨天下午的场面太感人了，一个记者在外面跑几年都不一定能碰上，我偶尔抓到了，很能够挖掘一番。”我泼冷水说：“有那么高的价值？”他说：“有！”他要求厅里在开追悼会的时候，把典型材料考虑进去。放下电话我心里凉了半截，我怎么这么不走运，这不是惹出祸来了吗？事迹往大报上一登，厅里多尴尬？戴妙良是提前退了休赌气到万山红去的，还要到厅里来采访，把情况采访去了，可怎么办？戴妙良是个好人，推到全国去也是够格的，可再怎么样，也不能叫我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啊！我很后悔昨天心还是太软了，坚持要丁小槐去，他不去？这些有问题的人，你就是不能沾边，一沾就沾出麻烦来了。在圈子里，心太软可呆不下去！想来想去，急也不行，还是得跟马厅长汇报一下，让他也有个思想准备，不然事情来得太突然，他会生气的。抓起电话犹豫了一会，想着躲也躲不过去，就拨了号，把事情汇报了，也替自己解释了几句。谁知他并没生气，说：“趁现在还没上班，你到办公楼前的把讣告和治丧委员会的名单都扯下来，一上班就来找我。”我赶紧跑下楼，把那两张纸撕了下来，卷好了，拿到家里来。忽然又想到应把治丧委员会的名单看一下，一些信息经常是从这上面看出来的。展开来看见孙之华是主任，我是副主任，丁小槐是委员。以前听别人议论治丧委员会排名大家都很重视，我觉得可笑，现在觉得不重视才可笑呢。什么都有个层次，这层次在哪里都得体现出来，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
上班我去找马厅长，一进门他拍了桌子说：“小池，你这一趟跑得好！”我心里猛地往下一沉，几乎被一口气噎着，完了！可看他的表情，也并没有生气，还带着一种喜色。我习惯性地坐下来，不说什么，先把厅长的意思摸清楚了再说。他说：“你这一趟跑得好，跑出了成绩！我们现在就是要大力推进促成这件事。我们厅里能够出一个典型人物，甚至是全国典型，那是一笔精神财富。《光明日报》可不是谁想上就上得去的，也不是谁争取就能争取到的。记者碰上了这件事是有缘，我们碰上了记者也是有缘。精神文明，人道主义不是抽象的，一定要人格化，戴妙良同志就是我省卫生系统精神文明的人格化。厅里派他去万山红农场，这是人道主义的具体体现，是我省卫生系统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成果。”马厅长到底是马厅长，一下子就抓了事情的本质，并定下了操作的框架。这时丁小槐打电话过来，说严记者刚才打电话到处里找我，并留下了电话号码，要我尽快打回去。马厅长指了电话机说：“你马上打过去，把记者同志接过来，追悼会推迟到明天，我亲自主持。”我拨了电话，严记者说：“我已经跟社里汇报了，社领导非常重视，北京今天下午就会派人飞过来，你们能不能安排接一下机？”我说：“我们厅里的领导也非常重视，马厅长亲自任治丧委员会主任，亲自主持追悼会，初步定在明天上午。接机当然没问题，是不是派个车把你接过来？”他说：“我上午再抓抓材料，把框架定下来，明天我坐农场的车过来，吴场长也来，还带两个昨天讲得好的人过来。”我说：“厅里希望你能赶上追悼会，明天就赶不上了。”我请示了马厅长，把追悼会安排在下午。马厅长说：“这几天你把别的事放一放，抓好这个中心工作。”又把孙副厅长和工会陆主席等人叫来，重新拟定了治丧委员会名单。陆主席找人写挽联，黄主任负责写悼词，原来的悼词作废，要重新定位，我负责协调各方面的进展，派人去冲洗遗像等等。忙到下午决定了，我再次去万山红农场接人。打电话给邓司机，他说：“铁盒子还在车里面呢，还不知道坏了没有。”我心里一惊，忙来忙去把这件事给忘了！我说：“马上出发，先去殡仪馆，再去万山红。”他说：“我刚回来。”我说：“我刚回来马厅长叫我去我就去了，我能对马厅长说我不去？你不去就算了。我叫马厅长另外安排人去。”他马上说：“我去，我去。”放下电话我心里想，人不向前进不行啊，不到那个份上，说句话也叫不响，还得打别人的旗号！
几乎全厅的人都参加了追悼会，比半年前施厅长的追悼会隆重多了。本来订的是一个小厅，临时决定改为大厅，可大厅已经被其它人订去了。马厅长亲自打电话给殡仪馆的书记，书记又对那边的哀家说，政府部门临时有重要仪式要用大厅。我又跑过去说了很多好话还不肯。死者的儿子说：“已经通知了，我们丢不起这个脸！”我当即决定由厅里赔两千块钱，才摆平了。会场是我带人布置的，在两边扯起两根绳子，把二十多幅挽联挂好。两边的花圈是现成的，交了租金，把前面人的条幅扯掉，换上我们的就行了。遗像两边挂的是马厅长写的主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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