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愧是曹孟德，当真喜怒无常，这翻脸，比翻书还快！
不过，曹操此人的一些言语或是行动，不能以常理度之。
对于曹操，苏毅有一定的了解。
他爱才如命,曾先后三次下达求贤令，提出“唯才是举”的价值论。
要知道，汉代选拔官吏，除了要有高贵的家世出身，还得要求被选用者具备仁义孝悌等道德品质。
曹操却不管这些，只要有才能，不管这个人出身下层,还是道德品质败坏，他都一并提拔录用。
古今中外大量的事实证明，事业的成败主要取决于人。
对于战争来说，武器只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
三国时期人才竞争激烈，曹操极度重视人才，这也是曹魏能迅速做大做强，并长期保持三国中实力最强的原因。
当然，蜀汉集团也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举荐。
只不过，诸葛亮的用人思想和曹操有些不同。
诸葛亮有一个原则，亲贤远佞。
这一点，与蜀汉集团“仁政”这一基本管理思想有关。
“仁政”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强调以仁治国，以礼兴邦，反对暴政,谴责暴君。
刘备少年时师从大儒卢植，时常听其讲学；诸葛亮属于荆州学派,而荆州学派反映的主流思想仍是儒家思想。
也就是说，对蜀汉集团管理思想起决定性作用的刘备和诸葛亮都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和影响。
孔子主张：举贤才、任贤使能。
贤者,是指德才兼备之人，但更强调“德”的方面，这是儒家用人的一种价值观。
所以，诸葛亮对于人才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比如，诸葛亮称赞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是为忠志之才”。
称赞董和“有忠于国”；称赞陈震“忠纯之性”；称赞姜维“心存汉室，才兼于人”。
在《出师表》中向后主举荐的人才，也都是以德为先。
与之相反，诸葛亮弹劾李严“受恩过量，不思忠报”；弹劾廖立“奉先帝无忠孝之心”。
由此见得，诸葛亮用人极看重“德”，其中包含忠、仁、孝、义这些品质。
单论用人方面，曹操唯才是举，不拘一格；诸葛亮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两者孰优孰劣，自是没法比较。
毕竟,曹魏与蜀汉国情不同，如果把两者的用人方针相互调转，恐怕即刻就会生出大乱。
再回到眼前。
就论曹操这番话，苏毅猜想，他一定是有某种意图。
如果要杀人，一上来动手便是，又何必浪费时间，说这么多的废话？
莫非，曹操想要招揽我？苏毅心中暗道。
罢了，不管是也不是，先拖延一些时间。
心念至此，苏毅双眸微抬，眼中精光一闪：
“吾非欲杀之，实刀兵之罪也！
然丞相此言，犹如妇人之见，何其短见。
丞相如若取我性命，便是无容人之胸怀。
我死尚不足惜，只是，悠悠众口，难以封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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