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横岛次仁联队长所料，没过多长时间，也就是到了1938年5月19日，徐州果然就被鬼子占领了，津浦线就被鬼子占领控制了。不过，鬼子在占领了徐州和控制了津浦线之后，鬼子却并没有如横岛次仁这位联队长所预料的那样，在鬼子的占领区实施什么大扫荡大围剿的行动，也未有人提及扫荡和消灭占领区的抗日武装，而是紧随其后，鬼子的大部队就又开往武汉会战的又一个大战场上去了，又去执行陆军省攻打武汉的命令去了。
为此，横岛次仁气得简直痛心疾首，甚至气得破口大骂：“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的那些蠢货们简直就是一帮蠢猪，糊涂虫！国内的经济危机还未消除，从华北华东运回本土的几批物资也才使得国内的经济刚刚有了一点复苏，军费尚且严重不足，现在好不容易攻克了徐州，控制了津浦线，占领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占据了中国最富裕的江浙两省，这些个王八蛋这个时候却不采取措施先消灭这一地区抗日武装，同时赶紧把这一地区的物资和财富掠取到手运回国内本土，反却只顾贪功冒进去攻打武汉扩大占领地盘，这样做是极其错误极其危险是要吃大亏的！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的那些蠢猪们不知是眼瞎了，还是脑子进水了，我军现在虽然占领了华北华中和华东华南的大部分地区，但在占领区内却还残留着大量的国民党的军队和共产党的部队尤其是那些小股游击队，并且还有各种杂牌军和民间抗日武装。现在只顾盲目冒进扩大地盘，不消灭这些占领区的抗日武装，让这些中国的抗日军队发展壮大起来，将来必定会成为我军的心腹大患！看来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未来，是必定要毁在这帮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的蠢猪们的手里了！”
不过，横岛次仁发火归发火，但他也知道，就他这个级别，一个区区大佐，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去对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决策层说三道四，他只能自己骂給自己听，他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横岛次仁不可谓不是一个比较明智能干的日军军官，这个家伙这时也就想出了一个釜底抽薪、以华制华的鬼主意。所谓的釜底抽薪，也就是大量掠夺占领区的粮食棉花等生活资源，让谭维藩所部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及所有抗日武装失去给养，让这一地区的抗日武装无法生存无法发展军队；所谓以华制华，也就是大量高饷扩征皇协军，让中国人去打中国人，反正军饷再高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也是从中国人身上掠夺。横岛次仁认为，谁控制了这个地区的物资资源，谁就也控制了这一地区的人力资源，谁就也把这一地区控制在手里了。
其实，这么个简单的道理谭维藩、陆一焜也不是不知道，其实早在谭维藩所部来到蓝城地区之初，韩德勤就给谭维藩下达过类似的命令，就曾下令谭维藩所部分兵向农村发展，去占领当地的农村地区和控制这一地区的粮食棉花资源。
可是却又由于国民党的军队在这一地区的老百姓中名声太臭，老百姓见了他们就如同遇见了瘟疫一样，见了他们就又躲又藏同时组织偷袭，谭维藩派向农村的小股部队在这一带农村根本就无法立足，后来还不得不冒用共产党游击队的名义，才勉强得以在这一地区农村立足。至于日伪军在老百姓中的名声那就更不用说了，那就更坏更臭了，他们在老百姓的眼中简直就是豺狼魔鬼，他们获得粮食棉花资源的唯一途径就是打劫，他们要想在农村获得粮食资源和棉花资源和招募皇协军的难度更大。在这一地区，也就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才在当地深受老百姓的拥护，才能获得粮食资源和棉花资源，才能在当地招到兵员发展部队，才能在老百姓中如鱼得水地袭击敌人。
可又由于共产党的游击队缺少武器弹药，所需武器弹药全得靠从日伪军手里夺取，所以在此期间，陆一焜和丁溪桥胡石庵就又采取了：不仅在日伪军的据点附近布设耳目，见有日伪军下乡打劫的队伍就予以伏击消灭，夺其武器弹药的战略战术；而且游击队还常常使用诱敌之计，把敌人引出城镇引出据点予以伏击。比如，制造假情况，诱骗日伪军的伪保长去给鬼子和二鬼子送去假情报，引诱鬼子和二鬼子下乡，然后在鬼子和二鬼子的下乡途中伏击这些日伪军，夺其武器弹药。就这样，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共产党游击队也就是靠用这一方法夺取敌人的武器弹药，发展自己的军队。而且在此期间，也就只有共产党的游击队得到了发展壮大，谭维藩的部队却几乎未有发展，而日伪军却只能躲在县城及县城附近的几个大集镇里和碉堡里轻易不敢外出，就更谈不上夺取粮食棉花资源发展壮大皇协军了。
然而谁知也就在日伪军的生存越来越难、日益陷入困境、并又束手无策之时；国民党的军队也举步维艰，也难以发展之际，中国人中却有一人帮了鬼子的大忙，却帮鬼子扭转了困境，这个人就是汪精卫。
1938年的12月18日，在中国的政坛上可谓是发生了一件地震级的大事，这就是国民党政府参政会议议长、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党国防会议副主席汪精卫在这一天偷偷地离渝叛逃了，并于12月29日在越南河内发表通电，公开声明响应日本近卫内阁的第三次声明。并在电文中妄称：“……抗战必败，抗战必亡……”汪精卫并且在电文中又称：“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可达……”公然要求中国人民放弃对日本侵略者的抗战。随后，汪精卫又亲赴日本，不久却又依据日本御前会议制定的所谓的《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签署了所谓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并在随后不久，先是在上海，然后又去南京，在南京宣布成立了一个日军羽翼下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并自任行政院院长兼国民政府主席、和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
汪精卫其人在离渝叛逃之前，虽然是蒋介石的副手，是国民党政府的第二号人物，但却由于此人早年就追随孙中山先生，就很受孙中山先生的赏识和器重，并在孙中山先生病逝后，在1925年7月的广东政府改组中，一度被举为广州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又因此人曾为推翻封建清王朝政府谋刺摄政王被捕入狱，在狱中写下了：“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铮铮诗句，在国人中广为流传，几乎是国人皆知的英雄。尤其是此人还一向廉洁不贪，不近女色，也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这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官中，却也绝少罕见。说起来汪精卫当时的声誉和政治影响力，可以说较之于因抗日声誉正高的委员长蒋介石简直并不逊色。
汪精卫的伪政府成立后，汪伪政府遂又提出了一套抗战必亡，和平救国，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共建亚洲新秩序的傀儡理论。自不用说，这就是日军的所谓的建立*****圈的翻版，这也就是要求中国人民放弃抗日，做日本政府的顺民。总之，无论当时汪精卫是出于何种用心，汪精卫的南京伪国民政府这一成立，尤其是汪精卫的这一套所谓的曲线救国的理论这一发表公布传播，当时也就影响了相当大一部分的国人。尤其是日军占区的各种武装组织甚至抗日组织，随后也就纷纷被汪伪政府瓦解和收编了。这也就使得侵华日军、尤其是日占区的日军迅速扭转了他们在其占领区的困境。
并且在汪伪政府成立之后，汪精卫集团还选派了不少说客，组织了多个演讲团，奔赴日占区的各个中国军队和武装团体组织所在地去进行演讲宣传。去传播他那所谓的曲线救国、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平建国、跟日本国合作共建东亚新秩序的所谓的新思维，新思想。
汪精卫的这一谬论，不仅迷惑了无数民主党派和广大的民众甚至军人的心智，却也瓦解了相当一部分日占区的抗日人士和抗日组织的斗志。不少所谓的皇协军的官兵，在听这种演讲之前，还觉得自己跟了日本人，便成了汉奸走狗卖国贼，还有愧疚之感；而在听了这种演讲团的演讲之后，也就不觉愧疚了，也就认为他们这样做也是在曲线救国。这一部分人从此也就心安理得、死心塌地地当起了汉奸。还有一些民团武装民间组织，甚至是一些抗日武装组织，在受到了这种汉奸理论的宣传和蛊惑之后，却还纷纷改变了主张，却还纷纷改弦易辙接受了汪伪集团的改编，变成了汪伪集团的所谓的和平建国军——简称和平军——也就是成了日军侵略中国的帮凶。
而且就在这时，一个受汪伪苏浙皖三省绥靖军司令官任援道和汪伪江苏省高官李士群指派的演讲团，却也打着汪主席特使的旗号忽然来到了陆口。而更让肖林峰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演讲团的汉奸之首，竟然还是谭维藩的同窗袍泽，此人名叫夏谷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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