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崔勇刚心里很清楚：要想安全、稳妥地将儿子救回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五十根金条去赎票。
但是，他家里仅有三根留着应急用的金条，还是“小黄鱼”；他的部下也都是一些穷丘八，全团官兵袋子里的钱加起来，只怕也凑不起几根金条。更何况，他也不可能发动全团官兵给他凑钱。
至于找其他朋友借钱，那就更不可能了：他平时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军营里，根本不跟地方上那些达官贵人、豪门巨贾来往，仓促之间找谁借这笔巨款去？
特务连邹佑生的那笔赃款，本来勉强可以凑齐赎金数，但一来，他有自己的原则，绝不动用公款办私事；二来，那笔钱已经被军需官带到关内购买武器弹药去了，也追不回来。
再说，即使凑齐了赎金，还有一个大难题：派谁去石柱寨送赎金接儿子？
如果委派团里的人去，一旦被人知晓，上级和日本人肯定会责难，说他身为保安团团长，却被土匪挟制、向土匪妥协，很可能还会追究他过去剿除石柱寨土匪不力的责任。
如果委派外人去，一来没有合适的人选，二来他也确实不放心，弄得不好就可能人财两空！
如此思来想去，脑袋瓜子都想痛了，却始终没想出什么稳妥的办法出来，甚至连一丝头绪都没有……
就在他焦虑得快要崩溃的时候，崔杏芝轻轻推开门进来，含泪低声劝道：“爸，您已经一天两夜没睡觉、没吃东西了，要不，我让小五子给你去下碗面条来？”
见崔勇刚不做声，崔杏芝想暂时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又说：“侦缉大队那个姓周的副队长又来了，说有要紧事跟您谈。我猜测他可能还是为邹佑生的事情来的，所以——”
她的话还没说完，崔勇刚忽然像一只暴怒的狮子一般，猛然昂起了头，用满布血丝的目光瞪着崔杏芝，怒吼道：“让他滚！有多远滚多远！你去告诉他，若是他再敢以邹佑生的脏污事来烦我，我一枪崩了他！”
说到最后一句，他心里的怒火越烧越旺，忽然抓起桌上的茶杯，猛地摔到地上，把崔杏芝吓了一大跳……
此时，在一楼的进出口，周湘龙经过几分钟的思考，最终还是决定用那种流传千年、简单有效、百试不爽的方式，去闯过面前的这道关卡。
这种方式，就是行贿。
于是，他从口袋里摸出两个大洋，攥在右手掌心里，再次走到岗亭边，笑着对一个哨兵说：“军爷，我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要找你们团座，能否让我到岗亭里面，亲自打个电话到机要室？崔主任可能有点误会我，我想跟她在电话里解释一下。”
在说话的同时，他把右手手掌抬起并摊开。在阳光的映射下，他掌心里的两块大洋熠熠闪光、耀眼夺目。
两个哨兵的目光顿时都被这两块大洋牢牢地吸住了，其中一个迫不及待地伸出手来，迅速将两块大洋抢了过去；另一个则走进岗亭，笑容可掬地对周湘龙招手说：“你进来，我给你拨号。”
周湘龙提着箱子进去，待那哨兵接通机要室后，把话筒接过来，里面铃声响了很久，却无人接听。
周湘龙估计崔杏芝离开办公室办事去了，放下话筒等了一两分钟，请那个哨兵继续接通机要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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