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只有一种，那就是盜窃，其他罪都是盗窃的变种。当你杀死一个人时，你就偷了一条命，你偷走他妻子身为人妇的权利，夺走他子女的父亲;当你说谎的时候，你偷了别人知道真相的权利。
——卡勒德.胡塞尼
1968年12月21日，遵义绥阳县庙坝村里置办了一台收音机，在那一天中，村民们知道了知识青年要下乡的事情。
果然，来年的开春迎来一辆军绿色的卡车雄赳赳气昂昂的开进村子里那条泥土路上，知识青年们坐在卡车上投以这片陌生的土地的是一脸新奇，以及少年的意气风发。
村民们以最热烈掌声来欢迎这些上海的知识青年，卡车终于开进了庙坝村里。
那些娃娃们没见过卡车，都纷纷追着车尾巴跑，似乎要抓住这稀罕的车尾巴，在那群瘦的瘪肚的娃娃面前这俩卡车就像是一颗飞逝的流星。对于那群青年来说，这俩卡车是他们对家乡最后的怀恋，也是家乡最后一个象征。
车开到了村口时，一棵百年大槐树正摇曳这洁白的槐花穗欢迎着这群风华正茂的青年们。
他们穿着崭新排扣绿色外套和一双双磨旧的皮鞋。
女孩们则留着两条马尾辫或者齐耳的短发，男孩们则是利落的平头。
他们背着大摞大摞都行李扛在瘦弱的肩膀上，再环顾四周都是高高的山绿绿的林这么看都看不到尽偷，脚下是一片贫瘠的土地。
他们住在临时搭建的茅草屋里，雨天漏水热天流汗。
当毛草铺床是一种奢侈时，心里的落差难以比喻更难以言说。
他们用锄头翻着黄土，用肩膀扛着扁担走在崎岖不平羊肠小道上，然后再将那些老牛拉出来的粪便的挑到沙化的黄土上养土。
到了1970年春天，他们最初开垦的荒土上长出了粮食。
粮食终于让那些面黄肌瘦的青年们精神了些。
1977年高考封闭十年的大门打开，并且迎接来570万出身不一，年龄悬殊的考生们，他们在那个冬天进入了考场。即使在条件恶劣的情况下，这书本里的文字依旧在读在写。
那一年里，有一个叫籁英的知识青年在庙坝村里当着老师，那一年她二十六岁，留着两条麻花辫站在讲台上念着那首《柳絮》。
教室是一间黄土屋，里面没有座椅。因此学生们都自带一个小木凳子。而最后面的黄墙根上靠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他！是那群学生里面年龄最大的学生。
籁英将黄豆大的粉笔头断断续续画出一个雄鸡，随后她笑着问那群学生，“同学们，这是中国的版图。”
墙根的少年举起手跳起来，扯开嗓子说，“先生这地方楞个小啊！”
籁英笑了笑说，“在这小小的黑板上看不出它的面积，但是呢！你们翻过一座座山，就会发现中国很大。”
少年桡头嘟囔着，“山？这庙坝村里都是山，那这中国全部是山咯。”然后他又抬头问道：“先生这中国是不是有很多山阿？”
刚问完，教室里响起一阵哄笑，笑得甚者都是些七八岁的孩子，观察下来会发现一个屋子里平均下来都是十一二岁的年纪，最下不低七八岁，最大便是发问的少年。
丰收的季节，村里粮食收不过来，年纪懂事点的孩子都去割麦子了，就剩下七八个做农活不麻利的孩子，再加上一个死活要来上学的半大小子就组成了一个学校！
籁英看着那皮肤黝黑，身形高高瘦瘦的少年点了点头。“大家不要笑，这位同学问的好，古人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就是说，晓得就是晓得，不晓得就是不晓得。能问就问，总比无知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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