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赋税制度都是分配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总是由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
汉代的主要所有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既有自耕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又有包括皇室、豪强地主和一般地主的大土地所有制，还有封建的国家土地所有制。在这种所有制下，形成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的尖锐对立，汉代的赋税制度正是由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所决定的，它是地主阶级剥削农民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的重要手段，是为巩固封建国家服务的。
汉代的赋税制度也有历史的继承性，它是自春秋晚期以来出现的封建性赋税制度的延续和发展，而新的时代又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新的特点。
汉代以前，封建国家和地主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田租”，或称“租”，或称“税”，即征收粮食；二是军赋，包括装备和士兵；三是征调劳动力，叫作“役”。这和战国时代孟轲所说的“粟米之征，布缕之征，力役之征”差不多。秦王朝统一六国之后，田租、口赋和盐铁的税收，为西周的二十倍，力役则为三十倍。剥削率高达三分之二，其他的临时性税收和沉重的劳役还不包括在内。这种毫无节制的横征暴敛，正是秦王朝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汉初年制定赋税制度时，既吸收了以前的赋税制度的基本内容，又总结了“暴秦”速亡的经验教训，也顾及到了汉初经济残破、人口锐减的现状；还要考虑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发展，缓和阶级矛盾，总之，有利于巩固封建国家的统治。
汉代的赋税约有二十种名目，但主要的是“田税”和“口赋”。另外还有各种“徭役”。田租是汉王朝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之一。主要用做百官的俸禄、祭祀、皇帝的生活资料和其他某些用度(见《汉书·食贷志》)。
西汉初年，刘邦实行“轻田租”政策，行“十五税一”之法，即国家从农民总收入中征收十五分之一。不久，因军费开支浩大，似乎又改成“十一之税”，到惠帝刘盈时，才又恢复“十五税一”。后来，有时免除一半田租，变成“三十税一”，遇到荒年，又全部免征。直至景帝刘启二年(公元前155年)【《汉书·食货志》是景帝二年，《汉书·景帝纪》作景帝元年，今从《志》。】，正式规定“三十税一”，从此成为定制，终两汉之世基本未变。东汉晚期桓帝刘志和灵帝刘宏时，因修建宫室的需要，规定在“三十税一”的田租之外，还要计亩收钱，收多少呢?桓帝时失载，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明文规定是每亩征收十钱。这是田租的附加税。
古代文献把汉代国家收入的田租，有时又称作“谷租”、“租谷”、“菽粟”，可见它是实物，并不是货币。那么，这种以实物交纳的田租，是不是按每年每亩的实际产量来征收的呢?看来不大可能，因为官府不可能逐户去核实产量。很可能是按照不同地区，不同土质、不同年景，定出不同的通产量，以此为标准来征收田租，还有一种“稿税”，即向农民征收刍稿(即草料)，用作官养马牛的饲料。也是征自土地，且和田租同征、同减、同免。由于刍稿笨重，运输不便，有时也用货币代替实物。
仅从税率上看，汉代农民所受剥削似乎不重，其实不然。首先看看自耕农民。西汉政论家晁错，在他的《论贵粟疏》中，给我们描绘过一幅“文景之治”时代的自耕农生活画卷：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去服役的，不下二人，能耕种的土地不过一百亩，一年的收获不超过一百石；还要砍柴、服役、纳税，一年四季，顶风冒雨，不避寒暑，丝毫休息时间都没有。全家各种费用只能从那点微薄的收入中开支。如果遭受水旱灾害，或急政暴敛，临时的捐税，有粮食只好半价贱卖，无粮可卖就只好去借高利贷，事后，卖田宅，甚至卖子孙去偿还债务的情况也随之出现了。盛世之下的自耕农尚且如此，衰世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在大地主(或称“豪强之民”)的土地上耕作的农民，则要向田主交纳二分之一的产品，即所谓“见税十五”，所受剥削更加沉重。东汉荀悦说：国家征收的田租，即使只有农民收入的百分之一，但由于大地主的中间剥削，农民往往要交纳收入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给田主，这些大地主比暴秦还要残酷。荀悦还进一步揭露：汉文帝减免田租，对少地和无地农民并没有什么好处，只是增加了占有大量土地的豪强地主的收入。当然，我们也应当承认：两汉前期减田租的措施。固然有利于那些“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并拥有大量佃农的大地主，但对大量白耕小农还是多少起了一点保护作用，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而也收到了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效果。
汉代另一类重要赋税是“口赋”，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又一重要来源，主要充作军费和对有功人员的赏赐。口赋就是人口税，其中分为“算赋”和“口钱”两种。
从西汉初开始，法令规定，人民不分男女，从十五岁到五十六岁期间，每人每年须向国家纳钱一“算”(一算是一百二十钱)，称“算赋”。商人和奴婢要加倍交纳，每人年征二“算”。对商人加倍征“算”，是汉代“重农抑商”的既定国策在赋税制度上的反映，目的是保护确立不算太久的封建地主所有制；对奴婢加倍征“算”，则是中央集投的封建专制政权抑制豪强地主的一种经济措施，因为豪强之民过多占有奴婢会使国家直接剥削的对象减少，影响国家的收入和征调，助长地方分裂势力的增长，对中央专制的皇权不利。这种抑制措施，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惠帝为了改变秦末汉初以来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的局面，特别奖励生育，规定女子从十五岁到三十岁还不出嫁，就要征收五“算”。
未成年的儿童，汉代称为“小男”、“小女”，他们的人口税叫作“口钱”。口钱从三岁起征，直到十四岁，每人每年交纳二十钱，汉武帝时增加三钱，成为二十三钱。汉元帝又改为从七岁起征口钱，到二十岁才开始征收“算赋”。
口赋对贫苦农民是一个不轻的负担，在衣食难乎为继的困境下，甚至出现“生子辄杀”的惨剧。
除了以上类赋税以外，其他一些赋税又情况如何呢?这涉及汉代赋税的管理体制，得从税收机构说起。在汉代，国家和皇帝的收入、支出是严格分开的，二者不能混淆、挪用。在机构上，议承秦制，管理国家财政的叫“治粟内史”，后来称作“大农令”或“大司农”，简称“大农”，收来的田租、口赋都由它掌管。替皇帝管理私人财政的机构叫“少府”，武帝时又增设“水衡都尉”，同是皇帝私人的大管家。皇帝既不能把国库的钱作为私人收入，那钱又从哪里来呢?这就让我们来看看汉代皇帝的生财之道。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