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日后的宰相会议，长孙无忌给李治递过来几张纸。原来这就是今年拟定的科举的策问题目。
这两道题是这样的：（以下出自《全唐文》第五部卷483，贞元二十一年礼部策问五道）
“问：古之善为政者，在得人而巳，在求理而巳。周以功德诏爵禄，秦以农战居职员，汉武帝诏察茂异可以为将相者。夫功与德，非常才所及也；农与战，非筮仕所宜也；安危注意之重，非设科可俟也：是三者同有利病，幸错综言之。又三适之宜，九品之法，或计户以贡士，或限年以入官，事有可行，法有可采，制度当否？悉期指明。”
“问：夏殷周之政，忠敬文之道，承弊以救，始终循环。而上自五帝，不言三统，岂备有其政？或史失其传，嬴刘而下，教化所尚，历代相变，其事如何？岂风俗渐靡，不登於古，复救之之道，有所未至耶？国家化光三代，首冠百王，固以忠厚，胜兹文弊，前代损益，伫闻讨论，遽数之中，所希体要也。”
还有一道题是这样的：（出自《权载之文集》卷40页6，文章《明经诸策七问道》中的贞元十八年《毛诗问》）
“问：二南之化，六义之宗，以类声歌，以观风俗。列国斯众，何限于四十？陈诗固多，岂止于三百？颂编鲁颂，奚异于商周？风有王凤，何殊于庸卫？颇疑倒置，未达旨归。至若以句名篇，义例非一，瓜瓞（die）取緜(in)緜之状，草虫弃喓喓之声，斯类则多，不能具举。既传师学，一为起予，企闻博依之喻，当从解颐之辩。”
李治仔细看了三遍，他能说出啥来？古代大儒的传承，让你什么人都能看懂，那才奇了怪了！这古文，真不啻于天书。
于是他对崔仁师指着最后一道说：“这个题目，说实话，孤不是看得很懂。”
崔仁师便解释（出自台大中文系张宝三）：“殿下，这道题目的问题在文末，所谓博依之喻，《礼记学记》云：不学博依，不能安诗。郑《注》的解释是，博依，广比喻也。而解颐之辩的意思，出自《汉书匡衡传》，匡衡自稚圭，东海承人也，父世农夫，至衡好学，家贫，庸作以供资用，尤精力过绝人。诸儒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这个问题就是请用比喻，就好象匡衡说诗一样，来文雅的解释清楚上文所说的情况。这个考点，除了用解疑的典故，还可以用匡问，匡说来指代。”大儒出马，考点果然门清。
李治仔细想了想，问：“那么这个题目的问题，就是用比喻的手法来解释这个状况咯？”
崔仁师回答：“没错。只不过，这里全部用典故伪装起来，不通读经义的人，是看不懂的。这就考教了考生的背书功力。”
李治心里一阵气苦。值得忍耐住烦躁，挥挥手：“你接着解释题干的意思……”
崔仁师发挥所学，十分得意，丝毫没有发现太子殿下的脸色越来越黑。他继续说道：“段首四句，是引题。问题的重点在于：列国斯众，何限于十四两句。意思是，天下那么多封国，何止十四个呢？这个解答，出自于《毛诗关鸠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郑玄（同郑注，他是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注便了儒家经典，属于命题大师。相当于古代经学的命题中心主任级别的人物。他的注就相当于经学的教参）在《诗谱周南召南谱》里的解释是，周，召是禹贡时期雍州岐山以南的地名。……周朝先王名叫大王的，为了躲避狄人的侵犯而迁来此地。商王帝乙初期，任命儿子季王为西伯，到纣王时期，又任命周文王治理南国江，汉，汝旁的诸侯。当时天下三分之二的地区，以服务殷商的帝皇。……后来武王伐纣，平定天下，巡守述职，收集各个诸侯国的诗歌，以观察民风民俗。六州（雍州梁州荆州豫州徐州扬州）得到周文王和武王的教导尤其纯粹，因此就收录的多。得到圣人教导的，就称之为《周南》，得到贤人教导的，称之为《召南》，称颂二公的美德。从岐山往南，就舍弃了其他的地方，唯独称此为《风》的正经。（译《毛诗注疏诗谱序》原文页7－10）”
现代人关于《诗经》的研究，也认为《风》是诗经最好最有价值的部分。不排除他们故意把好的都归在周南和召南篇下。总之，这个观点其实就是讨好统治者的观点，与君臣父子的儒家思想一脉相传。
李治明白了，这个题目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为毛诗经只收十四国，而且把周，召作为正经呢？”并且，把这个意思用经学生才懂的黑话表达出来，以显示自己水平很高，或者自己属于独有的一群小团体。在现代世界中，也有类似的表达方式，比如：
“中二病”“**丝”“黑化”“黑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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