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中央银行和国家债务是很晚的发明。这个系统也实际上挽救了在封建时代苦苦挣扎的集权国家的经济状况，让延续的政府成为了可能。否则，不要说外族入侵，皇室昏庸这些不利因素了。没有银行系统的年代，就是自己也能把自己饿死。中央政权饿死，自然就养不起军队和警察，整个国家也陷入了无组织的土豪割据的状况。
在史实上，李治发行过“当十钱”，也就是说一种比较大的钱，重量没有十倍，但是发行面额确实10文。当然它的材质也是铜。在唐初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不要说老百姓不承认这种钱的面值了，就是朝廷自己也不愿意碰这样的钱：明明都是铜，也就大那么一点点，你写上“当十”我就给你10文铜钱吗？加上唐初为了推行自己的六株钱，开始禁止流通和收缴民间的各种汉代以来发行的各种五铢钱，这其实是加剧了中央和民众的紧张关系。他们不愿意进行这样的转变，并且对新钱一直持有怀疑和抵制的态度。加上铜钱的造假门槛低，用便宜的私钱明显要划算很多。穷人也就算了，有钱人尤其不能忍这样的诱惑。
这种当十钱一般叫做各种“重宝”，在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发行，数量很少。发行之后多数都是无法通行，花不出去而草草了事。公元758年唐乾元年间因为财政困难，发行了当十和当五十两种大钱，这就是很少见的古铜币“乾元重宝”和重轮乾元重宝。但因为这两种大钱私铸成本很低，得利的与其说是朝廷，不如说是私铸钱的民间。因此便迅速停止铸造。其实，解决唐代物价通胀的方法并不是发行这种货币，而是于20年后780年推行的两税法。
一方面缺钱，一方面有没有钱。所以私造假钱的越来越多。近年来李治核准的死刑中，最多的理由就是造假钱了。而且这个数量一直在上升，简直就是屡禁不止。如果说这还是小事，那么户部拖欠皇室资本集团这么一笔高昂的债务就是一把高悬的利剑了。
在李治威逼利诱新任首相的时候，趁圣人不在，朝会上也在进行着争论。朝廷收入陷入经济危机，他们也开始担忧自己的工资了。
“涨税？绝对不行！你以为民团的人会同意吗？”现任首相，接任狄仁杰的姜行义想也不想就否定了：“不瞒诸位，反正我也是即将卸任的，不用担心这个了。但我当初上任时，没有教会，民商社的支持，根本就得不到足够的选票。如果你们士官社胆敢说加税，我敢打赌，下一任你们的竞选人至少会丢掉40%的选票。你们要么有把握不在乎这40%的票，要么就期待能在一个反对加税的首相下通过加税方案。”
朝会上一票人面面相觑，不用说，这样的损失显然是无法承受的。
姜行义正了正衣冠：“反正我也要卸任了，不如就给你们透个底，圣人早就顶上这笔欠款了。从去年开始，他突然增加了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如果不拿出方案来，你们都会吃不了兜着走。反正我上任时，这笔欠款就高达三百多万贯，我既没有改善，也没有恶化。但无论如何，每年五十万贯的赤字，总有个清算的时候。税改是一定要改的，你们仔细想想，征税的大头在谁的身上？”
一群士官党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们还想继续装傻，现任大理寺最高法官的狄仁杰清了清嗓子：“诸位难道忘了有些特权人是不用交税的了？不如想想加谁的税不会让自己丢票吧！”
不消说，这批人很多都是站在朝廷上的这帮人。他们也许自己没有那么多田产，但不缺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土地，人口都挂在他们名下，这样就可以用自己的特权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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