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二那天，两个妹妹各带着夫婿和小孩回娘家拜年来了。这一下，居水生家就热闹起来了，小孩的吵闹，大人的哄劝，一幅暖融融的天伦之乐，呈现在这个平时有些冷清的小屋当中……
居水生干巴巴多皱的脸上，那憨憨的笑意，不时的从嘴角向耳廓边扩散。祖美娟更是合不拢嘴，厨房中进进出出的忙碌不说，一会儿抱抱这个小孩，一会儿又摸摸那个小孩，那份洋溢在心中的喜悦，使她仿佛成了圣母。
居佳美和丈夫在同一个厂子，也就是县里的那家纺织厂。
丈夫李高明是一位验棉丝。这工作对纺织厂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纱的质量，以至布的质量，都取决于棉花的质量。
李高明在厂里很受重用，每次的订货会，厂长都要带着他。他说这个棉花要，厂长不敢说不要，他说不要，厂长也是不敢说要。很多的轧花厂都私下里找他，不是以次充好，就想提高等级，但李高明为人正派，不贪不赌，连吃吃喝喝这在那时极平常的事，他也很少涉足，因而在厂里有很高的威信。
厂长几次想提拔他，但苦于找不到他这样技术好又正派的人，怕后来的人收进来的棉花质次价高，砸了全厂工人的饭碗。
这样一来，厂长内心中就觉得有些愧疚，但在其他的方面，就对李高明极力地照顾。
他们的儿子已经快三周岁了，正是让人怜爱，也是让人逗乐的极好年龄。白白胖胖的娇嫩小脸，一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只要是醒了，就鹦鹉学舌般的咿咿呀呀的跟着人饶舌……一家人被他饶的常捧腹大笑。
小妹居佳芳，结婚有点早，刚到了法定的结婚年龄，她就结了婚。孩子刚一周岁，也是个男孩。丈夫蒯金水，是个中学老师，带着副小巧的眼镜，文质彬彬，看上去书倦气有些重。
他说话慢声细语，但条理性还不错。
刘伟达夫妇，自然不敢怠慢，给两个小孩分派了两个大大的红包，每人500元。这还不算，给两家也送了礼物。
两妹婿自然不甘落后，各掏出500元要回赠给刘伟达的女儿。但两人坚决的不要，在拉来拉去的过程中，王桂花代替女儿收下了两个姑父的各一百元，说这就足够了。
在刘伟达出走的这两年中，祖美凤几次来过这里，寻问他的下落，甚至还去问了王桂花。但祖美娟答不上来，王桂花也答不上来。祖美凤就认为这两人是有意隐瞒她，气呼呼的和祖美娟又吵了一场。
她再一次发了誓，不再和祖美娟是姊妹。
过了初三，小姨祖美娟就劝刘伟达......
，该到他母亲祖美凤那里拜个年，可刘伟达坐在那里不置可否，这明摆着是不想去。
于是，小姨就极力地规劝他。
“祖美凤毕竟是你的亲生母亲，最近这几年，一直对你都很关心。你去南方的这两年，好几次来寻问你的下落。我由于不知你的下落，无法告诉她，她还生了气，和我吵了一场。要是你回来了不去，她以为又是我在教唆，以后，还不要吃了我！”
祖美娟是想给刘伟达一点压力，才说这样话的，目的就是要他去和母亲祖美凤讲和。
刘伟达不想当面顶撞小姨，只说自己的时间太紧，过了小年就要走了。这期间，总得去王桂花娘家拜个年吧。
这话说的有理，刘伟达自结婚后，就没到丈母娘家拜过年。这次回来，那是一定要去的。可那里路途遥远，一来二去，没个过把星期不行。
祖美娟只能接受这样的事实，暂时放弃了再劝的念头。
从丈母娘家回来，已是正月十三了。
这次回娘家拜年，夫妻俩累的够呛，车马劳顿的困苦不说，就是那等车和上车的艰难程度，都可以用狼狈不堪来形容。
这还是因为那时的交通不便，资源极少，还要转好几次车。
每趟车中都是人满为患，被挤的水泄不通，连站下一只脚都有些困难。可他俩带了个孩子，随身又是大包小包的礼物，怎不倍感艰辛！
怎么这样愚，不能到了当地再买！说这话的肯定是年轻人，上了点年纪的人，肯定不会这样说了。那时物资还相当的匮乏，不是你想买就能买到的。
可这次乘车的艰辛，比接下来的乘车艰辛的程度，简直就是小巫见了大巫。刘伟达十四那天去火车站买票，可到海城的卧铺票早已是一票难求。他只好退而求其次，买了一张普通票。
好在这张普通票是有座位的票，不然这次的行程真的不堪设想。几天几夜站在拥挤的过道里，腿站肿了不说，就是困也得让他困死。
去南方打工的大军汹涌彭湃，火车站里里外外，到处都是人头攒动。一个大蛇皮袋，一床旧棉絮，是大多数想渴望改变生活的打工者的标配。这些人，为了摆脱身上的贫穷，告别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孩子，甚至新婚的妻子，毅然决然而又恋恋不舍的告别故土，踏上了一条几乎不归的辛酸路……这是第一代的农民工。他们过着候鸟一样的生活，春节前脚步匆匆，心情急迫的恨不得一步跨到家。春节后脚步沉重，心情郁闷的又无奈离去……
刘伟达这次很幸运，他有一个临窗的座位。但一路的风景提不起他的一点兴......
趣，他的思绪还沉浸在过年的气氛当中。女儿的天真笑脸，王桂花的柔情，小姨的慈祥，姨父的忠厚，大家庭的温馨……他几度内心濒临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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