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大早，李洛和马致远联袂上路同行。马致远只有一个书童，一个老仆。这样寒酸的阵容，远行的确很不安全。
反观李洛这方，不但有都烈等八个护卫，还有宗昼等新收的十个护卫，十八人皆是勇猛善战之士，而且人人带刀携弓，一看就很不好惹。
虽然现在也是“古道西风”，但马致远骑的并不是“瘦马”。他如今仕途新开，踌躇满志，绝无写出“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的心境。
“中正兄年刚弱冠，就做了镇守官人，主一州军政，当真是少年干城，国之英才。”马致远与李洛并鞍走马，半是羡慕半是夸赞的说道。
在他看来，李洛“不是汉人”，又做了达鲁花赤，对他不但全无一分傲气，还折节下交，又看出李洛英华内敛，谈吐不俗，顿时改变了“此人年少骤登高位，应是赖了出身之故”的看法。
想想也是。达鲁花赤，一般只有蒙古和色目人能做。汉人如今肯定做不上。高丽人虽然不是完全不能做，但数量也极少，这李洛是“高丽人”，竟然能当此官，没些真手段势必不成。
李洛和马致远几番交谈，也知道对方颇有见识，才干远不止文采一道，当下暗暗起了笼络之心，这才“折节下交”。
要不了几年，马致远就会在蒙元官场到处碰壁，怀才不遇，到时伸出橄榄枝，他和他的仕林友人，就可能投奔自己。
李洛从马致远后世遗留的作品知道，马致远内心的汉家情节很强，之所以要做蒙元的官，主要是希望改变汉人的地位，为蒙元汉化出力。
元初，有这种理想的汉族文人很多。既然军事武力上汉人已经彻底失败，他们也无能为力，就只能靠教化来感染胡人统治者，改变汉人为奴的状况。
倘若真能将蒙元变成北魏，也不失为成功。
这样的汉官，绝对不能简单的说是“汉奸”。也不能说是“失节事胡”。
很多人，还是要看他们的本心何在。
李洛笑道：“千里兄过誉了。在下做这镇守官人，也是运气使然。千里兄是一省儒学提举，身负教化重任，职责之大，更甚于我。”
马致远顿时心生知音之感，李中正，真是目光犀利啊。竟能看穿自己做儒学提举的用意。
他千方百计通过老师张易谋取这个儒学提举，为的就是在浙江兴办书院和学堂，培养读书种子，借助江浙文气，荡涤北国胡风。
这是在地方上。
在中央，老师张易等汉臣一直在谋划推动元廷重开科举，以儒学取士。这件大事，一旦太子登基，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到时，汉人通过科举，大量进入朝堂和地方为官。用不了几十年，这天下就“不汉而汉，是胡非胡”，汉人就不用再这么苦了。
李洛差不多能猜到马致远心中所想，但却不以为然。
想通过文化曲线救国，无疑是天真了些。
无论什么时候，武力才是最可靠的。兵权，永远是权力中的权力。敌人读了经书，就不是敌人了吗？说不定前面放下经书，后面就举起刀子。没有武力，你拿到话语权又有何用？
李洛和马致远初步相识，虽然内心敬仰他的为人，却不能交浅言深。
一路走来，马致远指着路边的破败村庄道：“民生如此凋敝，怎不令人心忧。如今江南江北，大半如此。”
李洛问：“朝廷之前下诏兴农桑，复开垦。大皇帝还为此设置大司农寺，整顿天下农桑田亩，为何不见实行？”
比起对元朝现实的了解，他当然不如马致远这个古代土著。
马致远道：“中正兄是高丽人，初次来大元做官，当不知这民间情状。当今天子即位前，窝阔台、贵由、蒙哥这几个大汗，都是推行草原之法的。”
“当时，北方之地大半沦为牧场，渐成草原之势。当即即位后，推行汉法，这才阻止了这种趋势。这些年，牧场复耕也有不少成效，但当年变成牧场的田土太多，这才变成半农半牧的样子。”
“如今，这牧场分官营和投下。官营牧场其实撤了不少改回农田，但大小领主的投下封邑，多半还是牧场。”
李洛明白了。忽必烈虽然发展过农桑，但只是阻止了北方经济继续牧化的趋势，并没有完成复耕。这原因很简单，很多牧场是蒙古大小贵族的领地，忽必烈真要铁心强令他们“退牧还农”，就会触发整个集团的利益，势必动摇他的汗位。
毕竟，蒙古贵族们对农田不感冒，他们更喜欢的还是草原，巴不得整个汉地全部变成草原才好，怎么会支持忽必烈的政策？
加上这几年忽必烈渐渐趋向保守，对汉化开始抗拒，退牧还农就难以为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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