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这个硐子还要追溯到我爷爷刚从云南回来那会儿。由于他的家族是民国时期的大财阀，在国民政府那边非常的有势力，所以在我爸出生后不久就因为出身问题进行清算，被下放到西南那边进行整治改造。我爷爷是个闲不住的主，便利用早年间打仗的时候学习的一些玉石知识做了点小生意，加上和他在一起改造的还有BJ的一个姓常的地质学教授，在我爷爷的软磨硬泡之下一起入了伙儿。他俩分工明确，常教授平日里的工作就是四处转悠，明面上是考察当地的地质条件，为工程队出谋划策什么的，实际上却是留意着深藏在地底的矿脉，我爷爷耳濡目染，也跟着学习了不少地质方面的知识。西南那边的大矿、老坑把控都比较严格，名义上归政府管辖，但是财帛动人心，很快就被地下的势力里三道，外三门的划分了个清楚。
由于我爷爷早年间在这里打仗的时候积攒下不少人脉，黑白两道的人大多都卖他几分面子，于是他负责玉石出手的业务，而怎么开采我爷爷却三缄其口，讳莫如深。但是想来也知道，这一行的暴利可以用“一刀天堂”来形容，一块平平无奇的石头切下去，很可能就能让一个人一下子跻身顶级富豪之列，因此这矿脉之间的争夺必然也是一段血腥的历史。
讲到这里，我爷爷有意无意的看了一眼萧成，眼中闪过复杂的神色，然后翻了翻架子上的烤蘑菇和红辣椒，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一杆烟枪，填上烟丝，对着火堆点燃后砸吧了起。我和马建国刚听出点兴趣，心痒难耐，催促我爷爷继续讲下去，而萧成则是面无表情，不过好在已经不发呆了。
我爷爷抬头看了看顶部的那道裂缝，喃喃的道，“好久没有下这么久的雨了。”这话莫名其妙的，我们听得一头雾水。没有搭理我们的疑问，我爷爷不急不慢的开口继续诉说着当年的故事。
当年的常教授三十多岁，比我爷爷小了十几岁，但是为人确实比较古板，一心只想做学问。若不是为了养家糊口，他是断然不会加入到买卖玉石的行当里来，毕竟知识分子还是相当清高的。我爷爷的人脉比较厉害，给常教授搞到了一份高清版的边境地图，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能弄到这么个玩意儿一来是比较不容易，二来则是若是被人告发，轻则下牛棚挨批斗，重则给你扣上一顶特务的帽子，枪毙也不为过。
于是二人都是小心翼翼地行动，虽说地处边境，政治斗争的程度远不如内地猛烈，主要集中在机关干部的层面，但是当年那股席卷全国的运动的威力仍是不可小觑。常教授的工作是配合工程兵部队修桥搭路，正经的时间大多是在工地上，只有利用早起和晚上的时间才能走到限定的活动范围之外，掏出塞在内裤里的地图，搜寻着有可能还没被发现的矿脉。
我极少见到我爷爷夸赞别人，但是说起那段往事的时候，我爷爷却是对常教授青睐有加，不吝赞美。因为在那段时间，常教授就是每天利用这么点时间，探出了不少当时都还没有发现的大脉，我爷爷说虽然后来这些矿脉大都被专家们一一探出，但直到现在仍然有几座矿脉还没有被发现，常教授的才干和能力可见一斑。
听到这里，我插嘴道，“当年您发现了这些大脉，开采个一星半点的岂不是富可敌国？“
我爷爷用看白痴似的眼光看我，笑了笑说道，“发现不难，开采哪有这么容易。“我还想接着发问，我爷爷摆摆手示意我别说话，继续说道他们当时发现了这些矿脉，根本都不敢自处张扬。听过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含义吗？当时的里三道外三门对玉石的把控还是很严格的，我爷爷虽然有一点军方的背景，小打小闹还是可以的，毕竟关系这种东西，你有多大面子才能吃多大碗饭。他们当时也只是依据大矿脉以及水流的走向，去下游搜集一些雨季冲下来的玉矿石，根本不敢擅自开挖。再说要开采一座大脉，所需的人力和物力以他们当时的条件来说，根本就是天方夜谭！他们两个也不贪恋，都是每次寻到几块玉石就抓紧出手，卖来的钱大部分都上交了里三道，剩下的一部分分发给外三门的伙计，到手的也是十不存一。
就这样一直合作了很多年，期间我爷爷他也动过想开大脉的心思，但是看到常教授言辞坚决，拒不合作，也只能作罢，毕竟我爷爷只是知道那些矿脉的大体位置，具体怎么开采，从哪里爆破都是极为讲究的，这些一二种种都离不开常教授的现场指导。直到七十年代中期，那场充满争议的运动快终结的时候，事情出现了一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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