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送走了心情舒畅的太子哥哥朱厚照，回到卫王府已是黄昏。朱厚炜心里反而变得空落落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夜他竟然失眠了。
月上中天，已经是深夜。朱厚炜辗转难眠，他披衣而起，走到书房，朱厚炜点燃了书桌上油灯，又走过推开窗户，一阵凉爽的微风迎面拂来，他瞬间感到自己的头脑清醒过来。
抬头看去，清月悬在空中，似亘古就流连于夜空。仿佛今天的月不如昨晚的大了，也少了几抹醉人的白，多了几丝泛着哀伤的黄，淡淡的却深深的印在夜幕中。
寂月皎皎，怀旧的颜色并非占据了整粒珍珠，依旧有几块瑕疵镂在玉珠上。或许那是天上的宫阙，一层一层的楼阁铺在白玉上，不知是否住着嫦娥，怀抱着玉兔。倚窗而坐，想着人间烟火繁华，叹着琼楼寂清凄苦。
凝视着水墨画一样的夜空，朱厚炜想着自己的心事，不由暗叹一声，上辈子他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虽然也曾是政协委员，但并没有管理国家的实际经验。未来他将执掌这个庞大的帝国，自己真的能行吗？说句心里话，他可没有这么自信。
大话已经说出去了，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承诺就必须履行。这个坑哭着他也要填下去！骨子里作为一个理工男，做任何事情事前都会制定计划。这次挑战，朱厚炜打算把它当做自己企业里新的项目一样未雨绸缪。
回到书桌，他摊开一叠筹纸，思索了一下，提起毛笔在上面写下”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这一行字，然后盯着这一行字发呆。沉吟了片刻，朱厚炜提笔又写下几个字：财政崩溃。
据他所知，历史发展到明中叶，明政府财政危机逐渐严重，在原时空进入正德年间后，由于土地高度集中，大地主隐匿赋税，明政府财政收入逐渐减少。与此同时，封建王朝支费却与日俱增。特别是蒙古俺答势力进逼北京后，明政府添兵设饷，军费大增。
在原时空的万历初年，各边境饷银达五百多万两，修边塞等工役所需又八百余万两，两项合计约一千三百万两。而正赋及其他加派总共才一千万两。
这时，皇族支费也多得惊人。嘉靖末，皇族达二万八千四百九十二位。当时，全国田赋输京米四百万石，而宗藩岁禄达八百五十三万石，“岁输亦不足供禄米之半”。
加上皇室奢侈，冗官冗食，嘉靖一朝每年财政亏空多者近四百万两，少者也有百余万两。到隆庆元年，太仓银仅存一百三十五万两，只足三个月的开支。明王朝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而在这个时空，朱厚照兄弟俩北伐的成功，震慑住了周边的游牧民族部落。边境压力因此大大降低。加上大明羊毛纺织业的推广和发展，地方官如延绥巡抚陈寿、哈密巡抚邵宝等能吏得力，新的草原政策得到了落实和贯彻。边境贸易也开始活跃起来。可以说现在是大明边境最稳定的时候。
这两年来，朱祐樘开始了摊丁入亩的财政改革，国库渐渐丰裕起来。虽然已经初见成效，但并不能够掉以轻心。那些利益受到损害的四声和勋贵一直在抵制这个政策，反对的势力也蠢蠢欲动。同时边境上并不是完全太平，西边瓦刺也渐渐有了崛起的迹象。
想到这里，朱厚炜在纸上又写下了：坚持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的财政国策，加强边境国防建设。放下笔，他盯着”皇亲国戚勋贵”这几字，陷入了沉思。
原时空历史上，嘉靖皇帝对外戚世袭封爵的制度作了变革，并成为永制。嘉靖八年，吏部方献夫奏称：“明仁宗洪熙以来，开始封赐外戚，其后外戚一门出现很多权贵，他们的爵位大多世袭相传。”
故而有大臣建议明世宗开始实行：已经封爵的贵戚只令其一人终身，其子孙不得再承袭爵位。今后皇亲、驸马，都不得再请求册封爵位。这项制度经世宗裁定后成为永制，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朱厚炜个人认为这并没有从根子上解决这个问题，一时间他也想不出太好的办法。于是就在这一条上画上了一条横线，写下“限制皇族，分封至海外”几个字，并打了一个问号，暂时搁置起来。今后在实践中慢慢探索吧。思索了一下，他又写下一条：流民问题。
贯穿整个明朝，流民就像一个顽疾。尤其越到后面，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躲避赋税、徭役、地租的追呼敲扑，不得已离乡背井，成为流民。
早在明初朱元璋时代，个别地区已经出现流民。到正统以后，流民几乎遍布全国，其中山西、河北、山东、陕西、河南、安徽、江苏、湖南、湖北、浙江、福建等地最为严重。估计，此时全国流民，总数大约有六百万人，占在籍人口的十分之一，已经成为大明王朝严重的社会问题。
地处湖北、河南、四川、陕西交界的荆襄山区，是当时流民的重要去所，这里山谷厄塞，川险林深，有大量沃土可供耕垦，封建统治也比较薄弱。从正统以来，流民涌入越来越多，至景泰、天顺年间，大约聚集了几十万。
面对流民的问题，朱祐樘接受了李东阳等人的意见，解决的办法是移民实边，已经初见成效。但是这项政策在很多地方并没有完全落实到位。据他所知，很多偏远的地方和边远山区还存在着不少隐户，这些人不愿意去那些边境苦寒之地。他们都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朱厚炜又写下：彻底清查隐户，全力开发台湾，就近安置。
之所以想到开发台湾，原因很简单，只要是个后世的中国人就有切肤之痛。朱厚炜作为穿越者，对中国的这个战略要地，被敌对势力掌控用来拿捏中国这件事恨之入骨。早日消除台湾这个隐患的心思，从穿越到至今，一直藏在他的心里，这辈子他一定要做好这件事，为子孙后代消除隐患。
王府外面，远远地传来了四更天的梆子声。转头向外看去，月光如水，洒在外面的庭院里，仿佛。镀上了一层银膜。朱厚炜揉了揉有些酸涩的眼睛，站起身来，推开书房的门，他走了出去。
独自漫步在院中，看着深黑的天空，一轮圆月散发出淡淡的银光，天空中并没有云雾的遮挡，月光显得越发明亮，这在往常，是很难见的。眺望着夜空，他的思绪又发散开来……
明代中期，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高度发展，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各地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逃亡到抗赋抗役，从“盗矿”到武装反抗“矿禁”、“封山”；从抗租到武装“踞田夺地”，斗争形式多样，规模越来越大。
其中在正统时，爆发了叶宗留、邓茂七起义，他们以矿工、农民为主，曾攻占了闽、浙、赣三省部分地区。天顺、成化时，在荆襄山区又爆发了刘通、李原领导的大规模流民起义。
这些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在广大流民的坚持斗争下，朝廷不得不在荆襄山区设立郧阳府，增置竹溪、郧西等七县，允许流民开垦荒地，成为合法编户良民。
一段记忆闪过他的脑海，朱厚炜猝然一惊。他隐隐记起在原来时空的正德初年，也就是这个时空的弘治二十年，在河北出现了杨虎、刘六等领导的起义。
起义军攻占了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许多州县，“横行中原”，并曾三次进逼北京。此外，在四川、贵州以及广西等地，还先后爆发了许多少数民族的起义。
想起这些，朱厚炜不由得汗出如浆，他隐约记得杨虎、刘六起义就发生在最近两三年内，事情的起因好像是”马政”之害。
记忆越来越清晰，有人评价明朝为“江南之患粮为最，河北之患马为最”抨击这两大弊政吗？尤其是河北山东的马政，加上地方官的迫害，导致了大量的养马户因此破产，成了一无所有的流民。
杨虎、刘六这两大响马头子勾结在一起，率先打出了反对朝廷暴政的起义口号，同时攻破附近县城举起了反旗。天津、山东、河北受压迫的马户纷纷响应，一时间声势无量。
这场起义严重破坏了整个北方的秩序，差一点动摇了明王朝的统治根基，起义持续了三年多的时间，甚至一度蔓延到安徽和湖北等地，直到调用边军才镇压下去。
朱厚炜再也待不住了，他一定要阻止这场暴乱。回到书房，他匆匆写好一份奏折，让人连夜送往京城提醒自己的父亲立刻废除马政，清理河北、山东马户，打击那些贪官污吏。
朱厚炜单独写了一封单独给太子的信。信中他特别注明背后有黑手控制了河北刘六、山东杨虎这两股马贼，准备以马政为借口号召马户造反，情况十分危急。他让太子东宫六率抓紧清剿。具体的是起义时间，他也记不清楚了。他希望还来得及。
这场起义影响力这么大，背后没有黑手，他死也不相信，凭着几个没有见识的马贼，竟然能够喊出如此蛊惑人心的口号。在朝廷的全力围剿下，还能坚持这么久，怎么看都透着诡异。绝对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绝对背后有黑手。
将奏折和密信送出去后，朱厚炜轻轻的嘘了一口气，感到浑身疲惫。靠在椅背上，他自言自语的说道：“特么的，这大明还真是一个烂摊子啊！”
朱厚炜脸上露出一丝苦涩，所谓的”弘治中兴“，不过是个后世文人粉饰的笑话。大明王朝到了弘治年间，吏治虽然有些起色，实际上根子已经烂了。大明王朝已经走在作死的道路上。造成如今这样的局面，其实是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役就已埋下了祸根。
后世人都明白一个道理：所有王朝灭亡都是各种社会矛盾积累到了极致，而中国的土地只能容得下这么多矛盾，故而各种矛盾集中爆发导致王朝灭亡。
而各种矛盾积累来源于官僚行政体系的整体腐败，这个本该是削除或缓和社会矛盾的工具，演变为文官利益集团后，就变成加剧和激化社会矛盾的反动力量，成为造成王朝灭亡的最根本原因。
用朱厚炜有限的历史知识来分析明朝的历史，用一句话来概括，明朝历史就是一部皇权被架空和反架空的历史，只不过，最后皇帝失败了，文官们最终也没有得到便宜，反而便宜了在关外趁势崛起的满清。
明朝是一个集中国两千年君主集权专制制度大成的朝代，从国家制度设置上最为科学、合理，军政两条线，有各自独立的文官监察体系、锦衣卫情报监督体系、东西厂特务监督体系，不设宰相的扁平化管理模式，这都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正确举措。
但造成王朝灭亡的历史周期律是一种自己有生命、有智慧的特殊存在，压迫有多严重，反弹就多严重。在朱元璋死后，朱棣开始向官僚行政体系妥协，重新变相的恢复了宰相制度。这个突破口一旦打开，后面整个明朝历史就是皇帝压制文官、文官架空皇帝的过程。而最后文官们获得了胜利。
后世的《明史》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明朝历史上凡是被文官架空的皇帝，评价都很高；而坚决与文官搏斗的皇帝，大多年纪轻轻暴死，历史评价也非常低。
朱厚炜虽然不能确认每个暴死的明朝皇帝都是被文官们弄死的，但每次皇帝意外死亡，都是文官集团得到了最大的好处。找不到明确证据给文官定罪，但可以自由心证，也叫内心确信。
想起这些，他不由得背后冒出冷汗。他一旦执政，以他将要实行的新政，绝对会让那些文官恨之入骨。那些文官会不会用这样的手段对付他，这根本毋庸置疑。
想到这些，他暗暗吐槽：特么的，想跟老子玩阴的！老子可不想突然一天莫名其妙的暴毙，死了还被人骂做昏君。不行！得赶紧组建一支可靠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安全。可不能阴沟里翻了船！
总之在原时空是文官们胜利了，从万历开始，皇帝已经不愿意通过官僚行政体系来治理国家，三十年不上朝国家依然正常运作，不得不说朱元璋的底子打得太好了；而之后的天启再次年轻轻暴卒，把最后的烂摊子留给了崇祯。
种种迹象表明，依靠八股文挤身朝堂的这些衮衮诸公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让朱厚炜恨得牙痒痒的是他的太子哥哥朱厚照，死的最为蹊跷，从小习武，身体强壮，三十岁的朱厚照竟然死在一次落水后的感冒上。打死他都不信！
明朝的皇帝与文官的斗法，贯穿了整个明朝的历史。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正因为如此，本来像蚂蚁一样可以被轻易碾死的努尔哈赤后来成了明王朝的心腹大患。
国家正常运作指的是在一般情况下，对于一些需要特殊考虑、长久考虑的事情就无能为力了，这就是对努尔哈赤的放纵。
万历之前的各个明朝皇帝当中，对于漠北、东北的异族经常进行定期、不定期扫荡。明宪宗时的成化犁庭在东北杀了一个遍，当时即使女真人当中有比努尔哈赤还厉害百倍的超级军事天才也只能冤死在明王朝的钢刀、鸟铳之下。这些异族别说统一女真各部，能勉强活下来都是幸运。
当然，倭寇在东南沿海的活动转移了一部分明王朝的注意力，努尔哈赤的低调、服从也降低了对他的警惕，但这并不成为放任东北女真自由发展的理由。
究其原因，还是东南沿海是明王朝文官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所在，倭寇影响了他们的海上走私行为，给他们的利益带来了极大的损害。而数十倭寇入侵如入无人之地，就是官僚行政体系整体腐败的直接表现。
明王朝抗倭取得决定性胜利，根本原因在于文官利益集团需要这个胜利。而之后对女真的战争失败，很大原因是女真远离他们的核心利益区域，他们不会为消灭女真努尔哈赤而影响眼前利益和未来的利益分配格局。
因此，即使努尔哈赤开始造反，整体腐败的官僚行政体系仍然想按照既有的思维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努尔哈赤是个普通人也就罢了，实力差距太大，直接碾压过去也能取胜。
可惜这次的努尔哈赤不好好配合被杀死，而是发挥了他军事天才的能力，击败了比他强大数倍的明军，才开始了真正的崛起。萨尔浒之战，就是后金的立国之战。
文官为帅，手下武将多路齐攻，这是明王朝打仗的一个显著特点，这样能够在胜利后最大程度保证文官主帅的功绩不被手下武将分走。这种方式对付农民起义是有效的，但对努尔哈赤就不灵了。之后的明王朝继续在文官利益集团的作死下走向灭亡。
万历之后的天启、崇祯时期，都已经是文官利益集团占上风的时代，为了避免武将影响他们的地位，从袁应泰、熊延弼、王在晋、王化贞、孙承宗、高第、袁崇焕，包括最早萨尔浒之战失败的杨镐，全部辽东最高统帅都是文官进士出身。
打胜了是文官们以文制武的成功，打败了交出几个武将把脑袋砍掉就交代过去了。杨镐战败后在牢中被关了整整十年，才被崇祯砍了脑袋，如果不是满清已经势大，又碰上崇祯这个二杆子脾气，杨镐没准能活下去。
这是明朝文官的最大特点，文官内部党争可以，但轻易不伤及性命，不能让皇帝养成杀文官的习惯。这些文官统帅各自战略方针不同，是进攻还是防守？是退守山海关还是宁锦防线？孙承宗、袁崇焕到底是不是军事天才？这些问题到了后世还一直在讨论。
作为一名优秀的退伍军人，朱厚炜认为战略问题的讨论不应该出北京城。剩下的具体执行问题交给前线指挥官，一个有一定自主权的武将前线指挥官，文官们只需要做好后勤支援工作。打仗是一件专业性很强的事情。
文官们讨论战略可能是擅长的，但从文官变成一位名将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了。从古到今能出将入相的有几个？刚才说的那些辽东最高统帅不会打仗必定是大多数，结果也证明了这点。可惜文官们一直到李自成进了北京城，也没有把权力放给武将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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