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对比，尽管表面看起来，中国的法律体系跟法国的大陆法体系更像，因为都是由专业人士制定的。可实际上，可能跟英国体系更像，因为《大清律例》中，不仅包含律法，还包含大量的判例，属于判例法范畴。
而且周琅总认为英国的司法程序可操作性更强，需要的专业人士更少，美国的各级法院中，除了联邦法院之外，大量的地方法院的法官，甚至都不是学法律出身的，专业性很差。
之所以不专业的法官也能主持程序，因为在英国司法制度中，法官的作用要小很多，法官并不是法庭上决定性的人物，陪审员才是。而陪审员更过分，甚至尽量避免让法律人士担任陪审员，优先挑选普通人。
相比罗马法「大陆法系」，专业性不够，但更贴近民众，是用最普通的人的角度来看到司法的。
周琅觉得这很人性，而且远离足够简单直接。
两个人打官司，随即在本地纳税人中抽取陪审员，让这些陌生人来决定对错，这种模式说白了，不就是街头俩人争执不下，总希望围观看热闹的人赞成他们的观点吗，从鸡毛蒜皮的小事，到毁家灭族的大仇，由公众平叛，往往更得人心。
也有人批评这一套制度的专业性不强，甚至美国也在慢慢改变这一套制度，从地方法院到联邦法院，越是层级高，专业性越强，甚至在很多专业领域，已经不再使用陪审团制度。
但在这个法律专业人士极其紧缺的时代，周琅反倒觉得这是一种优势。法官不再是裁决者，仅仅是会议的主持人，而法庭则是议会。
斯佩兰斯基是一个十分合格的法律专家，周琅已经确认了他的专业能力。
历史上斯佩兰斯基改革失败之后，流放了几年之后，沙皇招他回去编制了《全俄罗斯法典》，之后任命他做了西伯利亚总督。他在总督任上，开始对沙俄吞并的哈萨克草原进行改革，通过搜集哈萨克的习惯法、判例，并根据俄国的统治需要作某些补充，制定出了《西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
此人不但具有在自己熟悉的俄国编制法律的能力，也有在陌生国家编制法律的能力。
这些能力，除了他自己的努力之外，其实跟俄国的教育模式也有关，俄国是一个十分不公平的国家，贵族地主几乎占据了一切资源，也包括教育资源，其实他的精英教育一直都做的不错，贵族的文化水平一点不比英法等先进国家差，一个贵族基本上都会精通英语、法语和拉丁语等多门语言，对自然科学、法律和哲学也都会涉猎。
所以俄国整体虽然一直落后，可总能出现一些世界级大师，文学方面就不说了，托尔斯泰等人足以支撑起俄国在现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令人奇怪的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俄国人的大师也相当多，比如编制元素周期表的门捷列夫。
尽管基层教育跟中国半斤八两，政府不拨款，民间也没有自发的办学热情，这一点甚至连中国的乡绅都比不上，可是高层教育，沙皇已经建立了皇家科学院，建立了莫斯科大学。
所以从神学院接受完整教育的斯佩兰斯基的知识水平并不差，也不陈旧。又有丰富的编制法典的经验，以及较强的能力。
这些都是周琅看重的。
恰好斯佩兰斯基又一次经历改革失败，他也想在中国人的改革中积累一些新的经验，就答应帮忙参与建设一套新的司法体系，当然在中国自我流芳的他，也没有其他选择，他总要做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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