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蒙八旗在特权制度下，从二三十万人，膨胀到了两百万，其中满人数量已经超过了蒙古人，因为满人主要住在城里，蒙古人却住在草原上放牧，卫生条件，医疗条件的影响，加上喇嘛庙信仰让大量男丁不事生产，政府通过财政供养这些喇嘛，让大量蒙古平民限制自我生育，导致城市满人快速增长，草原蒙古人却趋于稳定。
尽管满蒙八旗在政治上，依然是一个族群，满人住在城里，却能通过做佐领、统领这样的职务，分配到草原上各个军镇统领蒙古人，但他们的自我认同依然是满人，蒙古人上层跟满人一样，他们也住进了城里，上层是融合的，下层则分化开来。
满蒙族群，加上汉八旗、回部八旗，让满清人口达到了五千万。可动员能力，却大大地域两千万的时代了，现在让满清动员两百万軍队，他们几乎连粮食供应都无法保障，因为已经重新落入精耕细作农业时代的满清，已经无法养活两百万脱产士兵，所有人都必须为了自己的生计工作，而且基本上只能糊口。
贫穷是相对的，底层的穷，上层的富，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矛盾。汉八旗现在不但不再是社会的稳定器，反而成为社会最不稳定的一个阶层。
大量兼并回部人口，在自耕农时代，物质带来的文化稳固性还能让汉八旗保持耕读传家的传统，但当财富开始分化之后，大量汉八旗人口沦为赤贫状态，底层民众受教育水平低，保持文化的观念弱，甚至让回教信仰开始在汉八旗底层开始扩散。当然，固有的传统是，他们只将信仰当作是一种保护，他们寻求那些在底层社会秘密发展的宗教组织的保护，而不是真的虔诚。
同样汉八旗底层还出现了白莲教、天地会等宗教特色的组织。青帮、盐帮等帮会势力也开始变强。
汉人是有忍耐力，但同时又拥有造反文化的民族，汉八旗不是纯粹的汉人，文化也不纯粹，但依然带有这种特色，因为史记、水浒传这些故事也在汉八旗的上下阶层中流传。谁不知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雄音，谁不知道杀人放火受诏安的至理。
汉八旗作为农耕民族，还是聚居的，聚居民族组织起来的成本更低，因此这几年，汉八旗中开始出现各种暴动，也是从费尔干纳盆地到波斯高原，最后到两河流域传递，这些暴动大多数是零散的，因此还无法形成推翻满清王朝的力量，但已经出现了苗头，让满清高层十分担忧。
采取的措施是抑制兼并，加强镇压，前者基本上没起到什么作用，因为社会中最强大的统治力量，从八旗权贵，到地主豪强，他们都是兼并的受益者，镇压倒是压制了叛乱，但没有解决矛盾。
这几年道光开始推行新的制度，已经不是脱胎于游牧的军事化八旗制度，而是开始采用农耕式的保甲制。两种制度有共同之处，都是将社会底层高度组织化，不同的是，一个是通过牛录佐领等基层军事官员，快速将男丁武装起来随时发动军事行动，一个是通过牌长，保长等基层农业官员排查隐匿人口，目的是为了防贼。一个是为了快速让丁口行动，一个是为了将丁口固定。
保甲制度起到了很大作用，在定居农业区，防范了最小的叛乱苗头。
满清社会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周琅也执行很严厉的保甲制度，还用现代管理方式，强化了传统的保甲制，传统社会，缺乏数字管理能力，保甲制度一直是时紧时松，可是周琅将其制度化，常态化。
但周琅跟道光在目的上有本质不同，道光是为了皇图永固的将人口限制在土地上，周琅则是为了防止工业革命对农村冲击下造成的社会秩序崩溃。他的目的主要是防止内乱，让工业的力量平稳的，有序的完成对社会的改造。
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的就业机会，加上抢到的海量海外耕地，中国并没有因为土地不足而引起农村社会无法维持的现象，所以周琅在用严格管理农村的制度下，将军事跟保甲制结合在了一起，完成了当年王安石改革中希望达到的乡兵武装，但为此付出的是大量的财政对农村的补贴，通过军费，工业化创造出来的海量财富，进入农村。
王安石的北宋时代，不具备这种财力，满清更不具备这种财力，因此满清无法做到限制农业人口流动的同时，将农业人口武装起来，因为那些忙是吃干闲时喝稀的农民，根本就没有体力在农忙之余进行训练，为这些人提供口粮，又是无法承受的负担，更何况还要为他们提供武器装备，甚至像周琅那样发军费了。
这些弊病让满清虽然能勉力维持稳定，相比这一带历史上的统治，战乱更少，但却带来了持续的战斗力下降，满清最有战斗力的，也只有三十万常备部队，后备兵役制度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从这点上来说，满清军事力量在财富增加和人口暴涨的时代，反而大踏步下降。已经开始弱于，人口数量一直增长缓慢的奥斯曼帝国，所以这些年满清对奥斯曼帝国，甚至开始保持守势。
在拥有这些弊病的情况下，作为希腊对抗奥斯曼帝国的盟友，满清越来越无法胜任，甚至跟希腊的同盟，已经开始作为满清自保的一种政策。因为最近几年，奥斯曼帝国在边境地带，不管是两河流域还是亚美尼亚地区，都多次跟满清爆发了冲突。
最后都是希腊国王亲自斡旋，才结束争端的。
而这时候，希腊国王访问满清，向道光当面提出了开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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