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的另一侧还是五月十日早晨。上午七时三十三分，长谷川发出的摩尔斯电码——靠上天保佑，日本陆军的检察官不屑于审查它——被中华监听人员收到，陈绍也随即得到了这份电报。
由于这并非官方的做出的回应，陈绍也不无法确定日本真的会立即投降。五颗原子弹，如果让日本还不自觉投降，陈绍也不会停下。
日本必须投降，哪怕背上屠夫的骂名。这是陈绍一直以来对自己强调的话。
再者说后面还有一个美国。
按个人情感来说，陈绍也希望美国能够和日本一起以中华提出条件为前提，对中华无条件投降。因为陈绍从来没有想过要大规模进攻美国本土。一个阿拉斯加已经够了，因为一个阿拉斯加已经让中华为此派出了两百多万的部队。要是完全进攻美国本土，按照美国本土集结的军队估计，中华最少要派出超过六百万的军队。
六百万的军队，还是属于横跨半球的远征，中华为此所要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巨大了。完全就是得不偿失。
所以，先易后难，是陈绍最好的选择。决解最容易的对手，再拿出最大的精力，去解决较为强大的敌人。
最好的结局，自然是希望美国能够无条件投降，接受中华的所有投降条款。
如果日本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而美国还迟迟没有回应。那陈绍也只有再一次拿出极端的手段，为了压倒美国最后的希望。
第二炮兵战略打击部队，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等待陈绍最后命令的下达，是否对美国进行核打击，就看日本投降后，美国方面的态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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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阿南将军越是回味过去三十六小时中发生的事件，越是对小矶国昭和东乡感到愤慨。五月十一日早晨，在花园内练完射箭后，他在驱车前往办公室途中，向他的秘书林三郎大佐发牢骚对首相不满。
一到办公室，他又遇上了五六个军官——包括他小舅子竹下中佐在内——在那里闹情绪。这样一来，他的不满便具体化了：御前会议开得如此仓促，只有东乡事前准备好向天皇提出建议：还有，为什么平沼男爵出席那次会议?阿南离开办公室时，脑中有这么一个印象，即与会者是受人操纵同意投降的。
这些指责是含糊地说出来的，但却唆使了陆军内的反对派再犯一次“下克上”行动。在陆军省里，二十名反对分子已秘密集合在一起，计划发动政变。作为一个高级军官，竹下警告他们，他们这样做是会被处死刑的。他建议，首先将天皇和那些怂恿他求和的人区别开来，然后再谋取阿南的支持，让阿南去进谏天皇
继续把仗打下去。在本土打一场硬仗即决战能使中华人遭受巨大的损失，以致有可能安排体面的和平。如果不行，他们就将进山打游击，把战争进行下去。
密谋者热情地接受了这个计划。他们将动用驻屯东京的军队包围皇宫，切断通信联络，占领电台、报馆和主要政府部门的大楼，然后逮捕小矶国昭、东乡和木户等那样的“巴格多利奥式人物”。
竹下满有信心地以为阿南最终会加入他们的行列，接着把梅津也带进来。届时，东京当地的两名司令官，即近卫师团长森猛赳中将和东部军管区司令田中静壹大将，就不得不与他们合作。
有了陆军参谋总长和陆相支持政变，他们就不会失败——如同一九三六年一小撮军官短时间占领了东京——样。这在实质上将是一次陆军的行动。他们将是为了国家利益在最高司令官指挥下合法地行动。
这个所谓合法性的概念是对平泉澄教授的教导的曲解。平泉澄在军官团中曾有过不可估量的影响。一九二六年，当他还只三十一岁时，他便当上东京帝国大学的副教授。他的主要兴趣是日本历史，主要目标又是保持明治时代领导人的精神。当苏俄**思潮席卷校园时，他成立了一个“青青塾”与之抗衡。他的教导的精髓是，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传统、历史和道德，其它国家必须尊重这些不同点。他教导说，日本社会是建筑在对父母、国宝和天皇绝对忠诚和顺从的基础上的。“青青”后来发展为超国家主义的学校，神道是其骨，儒教是其肉，武士道是其血。
平泉澄身材矮小瘦弱，脾气温和，同他的历史教授身份很相称，但是，第一次在陆军士官学校讲课时，却戏剧性地登场。他佩戴军刀，大步跨上讲台。他把刀往身旁一搁，细声细气地讲课，既不用手也不用脸部表情去加强效果。他的炽烈的诚意使那次在座的以及以后每次在座的青年军官都象触电一般。他们所听到的皇道和国家，使他们充满了要自我牺牲效忠天皇和国家的精神，那些出发去执行“神风”特攻任务的青年往往把他的话挂在嘴上。
高级军官仍然是他的信徒。东条当首相时，常常征求他的意见。阿南最崇敬的也是他。竹下及其共谋者曾上过“青青塾”，他们相信自己目前的行为，正是把平泉澄的说教付诸实施。无条件投降岂不是毁灭大和魂和国体吗?因此，不服从天皇实现和平的决定是完全正当的，何况这个决定又是错误的，是听了错误意见后所作的判断。事实上，正是对天皇的真正忠诚才必须暂时不服从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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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和平在即，希特勒在离别之际试图说服陈绍停止所有对日海空行动，作为人道主义的姿态。陈绍不听。他说，应保持压力，这样日本人才不敢再要求让步。但他也答应暂时停止使用原子弹，除非东京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
在济州岛还准备好了两颗原子弹，投弹日期初步定在五月十三日和五月十六日。
在受到日本电台消息后，汉京电台也用短波向东方广播，其目的是要在日本一般民众身上产生宣传效果。
五月十一日午夜刚过，曾秘密播发日本对汉京宣言的回答的同盟社的长谷川才次，从一个监听台获悉中华的反建议，他通知外务省，并给他的密友迫水打了个电话。睡眼惺忪的内阁书记官长焦急地想知道它说些什么。
“我们还没有全文，”长谷川回各说，“但看来不会太好。”
迫水不耐烦地等了两个小时才收到英文本的全文：
“我们收到日本政府接受汉京宣言的条件的电报，但电报内称了解到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损害裕仁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权的要求。对此，我们的立场是：
“从投降时刻起，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将隶属于中华帝国最高统帅部，该司令将采取他认为贯彻投降条款应有的步骤。
天皇必须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签署实现汉京宣言的规定所必需的投降条款：并命令日本陆、海、空三军当局及其所控制的一切力量，不论在何处，均停止行动，放下武器，以及发布最高司令为使投降条款付诸实施需要发布的命令。
投降后，日本政府必须立即把战俘及被拘留的非军事人员运到指定的安全地点，以便能迅速登上中华的船只。
日本政府的最终形式特根据汉京宣言按日本人民自由表达之愿望建立。
中华武装部队将在日本驻扎到汉京宣言中所定的目标实现为止。”
这倒不象长谷川所说的那样消极。中华并没有断然拒绝日本关于保留天皇的要求，但天皇的最终命运如何却也没有表示，这样将使主战派有理由拒绝全部建议。外务次官松本穿街走巷找到了迫水。松本读完这个照会，脸立刻阴沉下来。
在御文库，木户把这个照会所提的问题向天皇作了解释。“这全都无关紧要，”裕仁说，“如果国民不要天皇，你说要也没用。我认为让国民来处理这件事完全正确。”天皇的沉静使木户好象“当头挨了一棒”。由于天皇对臣民的绝对信任，使木户极其关注的心情烟消云散。
迫水对军方的反应的担心是有道理的。陆军参谋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在中华的答复中找到了继续进行战争的充分借口。他们抢先——甚至先于东乡——上奏天皇，表示反对。
天皇表示，他们的结论是不成熟的，还没有收到中华的正式答复。“等收到后，一定会研究，”他说。“我们也许能就有疑问的各点再询问一下，”说完，便把他们打发走。
然而他自己却已经得出了结论。两小时后，东乡来到御文库。他对东乡说，中华的建议是令人满意的，应该接受。他的反应既受到东乡也受到小矶国昭的欢迎。但最终接受中华的条件，还远没有保证。关于天皇问题的那一段文字使平沼男爵那样的保守派不安。他对“国体”问题的不安驱使他到小矶国昭寓邸。
平沼首先竭力反对中华照会中所说的“天皇及日本国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隶属于中华帝国最高统帅部”这句话。把“隶属于”理解为奴隶化了。他对照会中宣告日本政府的最终形式由国民确定这段话也表示异议。那是不堪忍受的。天皇是神，不能从属于臣民的意愿。
当天下午，内阁举行全体会议，讨论中华的答复。东乡认为没有理由不接受它。第二段文字在原则上并没有损害天皇的地位，而第五段则允许日本人民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他说：“不可能设想占压倒多数的忠诚的臣民不想维护我国的传统制度。”另外，如果要求修改措词，可能会引起中华敌对天皇制的人要求废黜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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