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王的生活很奢侈的。
十六世纪初皇室消费勐增，占一年支出总额的一半多，大概有一千五百万两，排在第二才是军费支出。
王爷们不仅子嗣极多，还霸占了越府跨县的大片土地，成了全国最大的土地占有者。
宗室的占地情况极为严重。
万历三十四年五月，四川巡按孔贞一上言：“蜀昔有沃野之说，然惟成都府属，自灌抵彭十一州县开堰灌田故名焉。
近为王府有者什七，军屯什二，民间仅什一而已。”
就是说，蜀王一府占去了成都平原依靠都江堰灌既的最肥沃的土地百分之七十。
河南开封的周王，兼并土地的结果，造成田产子女尽入公室，民怨已极。
中州之地，半数入藩府。
时人有诗云：惟余芳草王孙路，不入朱门帝子家。
神宗的弟弟朱翊镠分封卫辉，占田四万顷。
神宗诸子也群起效尤。
福王朱常洵是神宗爱子，坚持要按潞王标准给田四万顷，经过廷臣和地方官员的力争才减为二万顷。
瑞王分封于陕西汉中，朝廷赐给赡田二万顷，由陕西、河南、山西、四川摊缴租银。
大致而言，除了江浙财赋之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有相当大一部分落入了朱氏宗室的手里。
明宗室的人数大约以三十年翻一番的几何级数增加。
中期以后，单只支付这数以万计的龙子龙孙的禄米，就成了国家财政和地方开支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为了应付这个难题，地方官员只有一面对宗室拖欠，一面向农民加派。
明后期赐予新封亲王的庄田，动辄万顷，实际上天下根本不存在这么多无主的“闲田”。
除了“尺寸皆夺之民间”以外，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加派取得租银来顶替的。
朱元章为了防止自己的后代濒临饿死的局面，定下的国策，皇子皇孙已经成为天下最大的地主了。
天下的财富都落到了宗绅(明宗室和官僚)、公侯、宦官的手里，对于平民百姓却征敛重重。
陕西百姓率先扯旗造反，都是被逼的活不下去了。
或许朱元章不曾想到，会有跟他一样吃不饱饭的人，走上他曾经走过的路。
太原府内众人听到左布政使王象坤的建议，皆是一愣。
虽然他们经常欠拖欠晋王一脉的禄米，知道人家也不缺钱，大家都装傻，但是有事能就让他们第一个上，怕是不妥。
“我等保护的就是朱明天下。”王象坤开口道：“今天贼寇来袭，自是要号召所有人共同抵抗。”
“那就有劳王大人出面了。”
王象坤也不推辞，他直接差人便在衙门竖起一面大白旗，上书：
“晋阳豪杰，愿从吾游者立此旗下。”
山西左布政使王象坤的牌面，足够大。
这一着棋果然相当有效果。
太原城内的上层人物，郡王、乡绅、士民、商贾无不愿意站在旗下。
特别是晋王儿子朱审烜接到消息后，第一个以身作则立在旗下，那边更多的人蜂拥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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