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苗法之所以演变成为“恶法”，其实是有着一种必然性。
大宋当时的财政收入锐减，而军队等财政支出每年耗费着巨额的财力，令到当时的财政是“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时下的官员改革的呼声大起，而王安石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宋朝宗登基，这位久慕于王安石的新帝亦是希望通过变革来改善朝廷的财政问题，故而授予王安石参知政事之职，次年拜相。
王安石亦是扛起了改革宋朝的这一面大旗，为了实现“理财救国”的抱负，亦是提出青苗法并在各地进行实施。
由此可见，青苗法的诞生并不是要拯救万民于水火，而是为了解决宋朝的财政问题，企图从“青苗法”中得到源源不断的利益输送。
虽然在制定之初，青苗法体现着“温柔的一面”，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很快就暴露其“高利贷者的面目”。
事实亦是如此，初期在河北路、京东路、淮南路三路实行，后其他诸路也推行开来。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当年借款随夏秋两税归还，每期取息两分，实际有重达三四分的。
假如当地官府向百姓发放的半年期利息是三分息，那么一年的利息则已经高达六分息，这种利息不可谓不高了。
哪怕“青苗法的利率”能够低于民间的高利贷，但亦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对借贷者同样是一种伤害，跟着那些通过高利贷敛财和吞并土地的乡绅并没有本质区别。
站在劳苦百姓的立场而言，不论是朝廷的六分息，还是地方乡绅的八分息，不过是让他们滑向深渊慢一些而已。
亦是如此，大宋的青苗法既不能赢得普通百姓的拥护，又遭到既得利益的地方乡绅群体的激烈反抗，那么它的命运已然是注定要以失败收场了。
天空阴沉沉的，北风在空旷的田野乱窜，不过并没有要下雨的样子。
马车在道路中央缓缓向前行驶，已然是见到了那一座巍峨的北京城，这个掌握两京十三省王朝的帝都。
林晧然听着车轱辘转运所发出的声音，很是清醒地意识到大明走进了一个被高利贷枷锁束缚的时代，亦是清楚地知道王安石的青苗法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王安石时代的青苗法解决不了朝廷贪婪的问题，现在大明的财政亦是比之好不了多少，哪怕推出青苗法亦是变成“恶法”。
至于义仓，这种由乡贤牵头防荒年而设置的粮仓，虽然能够缓解高利贷的问题，但更像是后世的一种慈善之举，却是不具备解决高利贷的能力。
在林晧然看来，真正能拯救万民于水火的办法并非是朝廷将高利贷者取而代之，而是要对高利贷者进行打压，且要向百姓提供一种长期稳定的低息产品。
有鉴于后世的经验，若是大明通过授予银行牌照的方式，让一些民间财团成立受国家监管的银行，这样无疑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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