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贝尔挫败了英美单独同纳粹媾和的企图，是不是意味着一切都万事大吉了呢？恐怕是不见得的，只要利益冲突继续存在，英美恐怕就不会完全放弃同德国媾和的想法。这是一场长期的战争，一直将持续到纳粹真正被消灭的那一天。
当然，战斗还得继续，而斗争也得继续。战场上纳粹暂时翻不出什么浪花，红军在稳步的向着柏林推进，而战场之外，联共（布）内部的一系列的调整就必须开始了。
按照政.治局的决定，明年的党代会将在5月份进行。而现在已经是1944年的11月，满打满算，本届政.治局存在的时间仅仅剩下半年了。在这半年之内，该调整的该准备的都必须提前进行了，对于明年的党代会来说，那不过是一个顺水推舟的过程而已。
而这其中就涉及到了大量的权力分配问题，不管是李晓峰还是斯维尔德洛夫亦或者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时不敢马虎的。首先开始做准备的自然是斯维尔德洛夫，不光因为他是下一届的核心，更重要的是他这个核心有些名不副实，他需要做更多的准备夯实自己的权力基础。尤其是在最近几次尝试惨遭失败之后，他必须加紧的开始努力了。
“要想改变当前的被动状态，我认为就必须突破现有的条条框框。现在的这个框框对安德烈是有利的，但是对我们却是不利的。只有突破了这个条条框框，我们才能将不利变为有利，才能获得主动！”
斯维尔德洛夫的虾兵蟹将们痴痴的看着他们的老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突破现有的条条框框就是向现有的权力既得利益集团进行宣战，而现在这个集团是全面占据上风的，贸然挑战怎么看都有点像是作死。所以他们纷纷劝道：
“雅科夫同志，您必须慎重，这个问题不是那简单的，一旦不慎将遭受全方位的反扑啊！”
不过斯维尔德洛夫全显得信心满满，他冥思苦想了这么久，才想出了这么一个突破口，怎么可能轻言放弃，更何况他对自己想出的办法还相当的自我陶醉，那就更不可能随便放弃了。
“我的意见是对政.治局进行改革，现有的七人制政.治局委员已经不符合苏联的现状了，政.治局的工作太多任务太重，每个委员要处理的事务也实在太繁重了。而且从培养年轻同志的角度出发，我们也应该接纳更多的同志进入政.治局。政.治局进行扩大是势在必行！”
其实斯维尔德洛夫想出来的办法真心是很简单，他觉得现在的政.治局是李晓峰占有一定的优势，要冲淡某人的优势，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往里投掺水，掺沙子当然也是可以的。人多了，某仙人的优势也就被稀释了。
这个办法靠谱吗？斯维尔德洛夫是觉得靠谱的，首先这么改不会遭到中.央委员们的反对，政.治局的容量越大，他们变成局委的可能就越高，谁不喜欢最高权力机构的椅子多一点呢？
中.央委员们同意了，那么李晓峰想要反对就很难，甚至斯维尔德洛夫巴不得李晓峰反对，这样某人就要得罪不少中.央委员了，这对他斯维尔德洛夫来说就是个好消息。
反正斯维尔德洛夫算来算去，怎么也算不出自己会吃亏，自然地这件事他是肯定要做了。
“扩大政.治局？”
托洛茨基和李晓峰很快也听到了这个风声，对于这个问题，两人的看法不太一致，但是总归不认为这是什么好事。先说说托洛茨基那边的看法吧，对老托而言，他现在最怕的是折腾，尤其是在政.治局这种敏感的部门折腾。他更想是顺顺利利的完成交接班，确保自己的派系不受太大的损失，然后韬光养晦以备来日。
所以斯维尔德洛夫一提出要对政.治局动刀，他就十分敏感了，谁能保证斯维尔德洛夫不是借着扩大政.治局的由头扩大自己的势力打击其他派系呢？
尤其是像托派这样的软柿子，那恐怕是谁都想捏一下的吧？
所以一开始老托对这个事儿很担心也很抗拒，但是当斯维尔德洛夫亲自上门跟他谈了一次之后，老托的态度就有些松动了。
可想而知斯维尔德洛夫给了他什么承诺，无非是他们俩精诚合作借着这个机会打压李晓峰，这样对双方都是利好。
要说这个建议托洛茨基不动心那真心是骗鬼，不可能不动心，哪怕是列宁也会动心，如果能够和斯维尔德洛夫合作抵抗某仙人，那么托派似乎能保留更多权力，日后东山再起也更容易。
但是，托洛茨基却没有轻易地答应斯维尔德洛夫，因为利益归利益，责任归责任。托洛茨基始终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政客。他壮大托派、希望将自己的理论发扬光大最核心的出发点还是为了苏联能够更好的发展，而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那点私利。
如果他是为了个人私利的人，想当年就不该去闹什么十月革命，要知道那时候他的托派可是可以在孟什维克混的。何必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玩命呢？
作为一个胸怀大志的政治家，托洛茨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从来都不是个人或者自己派系的那一点点私利，他始终首先考虑的是苏联或者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一旦他的个人私利同大局利益相违背，他是会断然的放弃个人私利的。比如说布列斯特谈判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最初老托可是不支持列宁对德妥协的。最后他为什么又会转过来支持列宁呢？无非是维护大局而已。
所以当斯维尔德洛夫提出了他的建议之后，托洛茨基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建议对苏联和联共（布）是有利的吗？扩大政.治局多出几个政.治局委员帮着办事，看上去似乎不错，似乎是能够提高效率，而且有利益党内民主的。
但是托洛茨基仔细一咂摸这个建议，就立刻发现这种说法是悖论，十月革命时期，那么繁忙的时候，有几个政.治局委员？不过区区五个，当年五个人就能处理那么多工作，怎么现在七个人还干不完呢？实际上让托洛茨基说，此时政.治局的工作真的谈得上“日理万机”吗？实际上哪怕是当前的战争时期，政.治局例会也是两个星期一次，和平时期更是一个月才开一次例会，真正需要政.治局集体来做决策的事务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大部分的工作都是日常性的，其他的部委就能够搞定，根本就不需要政.治局来做裁判。
为什么现在有些同志觉得政.治局，不，甚至是中.央委员都忙得不可开交呢？托洛茨基觉得他们就是瞎忙，开不完的各种会议占据了时间的大头，问题是这些会议都是必要的吗？
对此托洛茨基恐怕是要撇撇嘴的，大部分会议都是空谈，都是空洞无物浪费时间的，中.央委员或者政.治局委员走上去念一份秘书早就写好的又臭又长的稿子，然后会后大家打个牙祭联络一下感情，实际上开不开这个会都无所谓。之所以要开会不过是给了不少委员们公款消费的机会罢了。
之前，不管是托洛茨基还是捷尔任斯基都在不同的场合批评过这种风气，也惩治过一些党员，但是效果真心是不理想，会议照开嗨皮照旧，顶多是稍微避开他们一点规格低调一点。
反正托洛茨基对这种风气是相当头疼的，他也想搞清楚哪来的这么多莫名其妙的会。有一次偶然间拉狄克告诉他：“之所以会多，首要的原因就是官多。一个部委一个正部长之下陪四五个副部长，为了不让副部长闲置在那里，就必须给他们找点事儿做，一个星期，每个副部长主持一次会议，就差不多能占掉了一大半时间，让大部长再讲讲话，批示一下，日子不就过去了。”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试想一下，如果官少一点，会议会不会也少一点呢？想一想也是可笑，一个常务副部长主持日常工作，另外几个副部长各管一摊子，什么文化、卫生、纪律、后勤，再算上七七八八的正常工作，可不是要可劲的开会么。实际上如果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儿那还算好的，拉狄克还告诉他，有些副部长的职权是高度重合，你能管我能管他也能管，所以这个事儿就必须你我他都签字画押才能干。碰上几个副部长不对付的时候，那真心是乐子大了，扯皮就够打几个月的嘴炮的。
所以到最后，官越来越多，可事情却也越来越难办，而有些部门为了让事情变得好办，想出的办法就是发明更多的官去协调或者调解。结果呢？自然是事情变得更加的复杂和难办，需要开的会也越来越多。
就像李晓峰曾经对托洛茨基讲过的：“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就没水吃了。咱们的部委就是和尚太多，所以事情才愈发的难办，官僚主义才会横行。”
让托洛茨基记忆犹新的是，李晓峰还补充道：“更糟糕的，事情没有办好，我们还不能处罚这些和尚，一个是因为他们会踢皮球，都把责任往外推。第二原因就是法不责众，这么多头头目目，总不能一口气给他们全开了吧？”
想到这儿，托洛茨基就对斯维尔德洛夫的提议凉了一半的心，政.治局委员变多了，效率真的能提高吗？恐怕是不见得的，而且斯维尔德洛夫的这个提议从根本来说也不是一心为公，他扩大政.治局的根本目的还是争权。可想而知，一旦按照他的建议扩大了政.治局，那么政.治局内部的权力斗争将会变得更加激烈，那时候效率不光不会提高，反而会让政.治局陷入没完没了的推诿扯皮之中，那简直就是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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