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教，是中国道教的一个重要派别，于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期间由王重阳于陕西终南山所创。此外，张伯端一系（主要是白玉蟾）所创立的内丹修炼为主的教派後来也被划分在全真道，称为南宗，而王重阳这支则称为北宗。
道教教派，也称全真道或全真派。金初创立。因创始人王重阳在山东宁海(今山东牟平)自题所居庵为全真堂﹐凡入道者皆称全真道士而得名。该派汲取儒﹑释部分思想﹐声称三教同流﹐主张三教合一。以《道德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孝经》为主要经典﹐教人“孝谨纯一”和“正心诚意﹐少思寡欲”。早期以个人隐居潜修为主﹐不尚符籙﹐不事黄白之术。
全真道认为清静无为乃修道之本﹐除情去欲﹐心地清静﹐才能返朴存真﹐识心见性。该派注重修炼“性命”﹐认为“性者神也﹐命者气也”﹐“气神相结﹐谓之神仙”。主张修道者必须出家﹐并忍耻含垢﹐苦己利人﹐戒杀戒色﹐节饮食﹐少睡眠。《金莲正宗记》称该教“以柔弱谦下为表﹐以清静虚无为内﹐以九还七返(按指炼内丹──引者)为实﹐以千变万化为权”。王重阳死後﹐其弟子马钰等七人分别在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继续传道﹐创遇仙﹑南无﹑随山﹑龙门﹑嵛山﹑华山﹑清静七派(见北七真)﹐但教旨和修炼方式﹐大致相似。
元太祖十五至十八年(1220～1223)间﹐丘处机应诏赴西域大雪山谒见元太祖﹐受到礼遇﹐命其掌管道教﹐在各地大建宫观﹐全真道进入全盛时期。在发展中﹐因不断侵占佛教寺院﹐宣传“老子化胡”之说﹐引起僧人不满﹐而导致元宪宗八年(1258)的僧道大辩论。结果全真道失败。宪宗诏令全真道归还侵占的寺院200馀处﹐又令道士落发﹐焚毁《老子化胡经》及其雕版。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僧道再次进行辩论﹐全真道又以失败告终﹐诏令除《道德经》外﹐其他道经尽行焚毁﹐全真道遭到沉重打击。元成宗时﹐禁令渐松﹐全真道又见恢复。明代朝廷重视正一道﹐全真道相对削弱。入清以後更为衰落。
现存全真道的早期史料较多﹐《正统道藏》收有王重阳以及北七真的著作﹐教史有秦志安的《金莲正宗记》﹑李道谦的《七真年谱》﹑《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甘水仙源录》等。但後期的史料较少。清人陈铭珪的《长春道教源流》和今人陈垣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对全真道的历史作了一些考证和论述。
全真教是后期道教最大的派别之一，元代以来与正一派一起延续至今。全真教三教合一的思想非常鲜明，这是其重要的特征之一。全真教仿效佛教禅宗，不立文字，在修行方法上注重内丹修炼，反对符箓与黄白之术，以修真养性为正道，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宗。全真教规定道士必须出家住道观，不得蓄妻室，并制定了严格的清规戒律，这一点和正一道很不相同。
全真道是中国道教后期的两大派别之一。创建于金初，后再与其他丹鼎小派合并而成。大派一直流传至今。
全真道的创始人王嚞（1112～1170）。原名中孚，字允卿。
入道后，改名嚞，字知明，号重阳子。陕西咸阳人。金正隆四年（1159），声称于甘河镇遇仙，改儒为道。曾居终南山修道。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去山东传教，先后在文登、宁海、福山、登州、莱州等地建立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传道说法。在这期间，先后收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等七人为徒，创立全真道。
全真道建立后的相当长段时间内，以其本身所具有的活力和统治阶级的支持，保持着向上发展的势头。与此同时，又保持着清楚的传承体系和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在金元时期，经历了王嚞、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尹志平、李志常、王志坦、祁志诚、张志仙、苗道一、孙德彧、兰道元、孙履道、完颜德明等十数代掌教的传承。它整个发展的历史，大略经历了四个时期。
(一)初传时期全真道从初建至金末，是初传时期。王嚞经过多年努力，于大定七年（1167）把教派建立起来之后，于大定十年死于从山东返回陕西的途中。马钰嗣教，七大弟子分别在秦、翼、鲁、豫等地修炼、传教，而以马钰所活动的关陕一带为传播中心。尹志平《北游语录》称，马钰掌教时期，遵行“以无为为主”的教旨。所谓无为，指全真道的个人内修之“真功”，即以很大精力从事个人修炼，而不以太多的精力与时间去发展教徒，营造宫观。此时期他们大多过着清修苦炼、云游乞食的生活。但却逐渐吸引了一部分信徒，也赢得了一些中下层官吏的敬信和保护。此时与金廷上层统治者也无直接关系，组织规模和力量也比较小。
自刘处玄于金大定二十六年、丘处机于金泰和四年（1204）相继掌教以后，始逐渐重视创立宫观和收徒活动。
《北游语录》称刘处玄遵行的教旨是“无为、有为相半”，至邱处机则“有为十之九，无为虽有其一，犹存而勿用焉”。所谓有为，即指创观收徒活动。在此时期，他们以山东半岛为活动中心，收了相当数量的信徒，建起了一批宫观。从而引起了金廷的重视。大定二十七年，王处一被召至京，世宗问以养生之道。次年又召邱处机进京，命庵于万宁宫之西，以便皇帝召见问道，并命他主持万春节醮事。翌年，又召王处一。王抵京时，世宗驾崩，章宗即位命王处一为世宗设醮冥福。
皇帝的一再征召问道，抬高了全真道士的身价，促进了全真道的发展。元好问《紫微观记》描述了当时全真道传播的盛况：“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明昌元年（1190），金廷“惧其有张角斗米之变”，“虽以惑众乱民”为由，下令“禁罢全真及五行、毗卢”，但一直未能遏制其发展，以致“已绝而复存，稍微而更炽”。这样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之后，全真道组织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它在鲁、豫、秦、冀等地，已有了相当深厚的组织基础。
(二)鼎盛时期金元之交，直至南宋覆灭的数十年间，是中国大地铁骑纵横、血火纷飞，生民涂炭的苦难年代，但也是全真道的鼎盛时期。鼎盛局面的积极推动者为邱处机，转变的契机则是成吉思汗对他的召见。在金世宗、章宗两朝（1161～1208），经过刘处玄、邱处机的努力，全真道在民间已拥有了较大势力，金贞皊二年（1214），邱处机又应山东驸马都尉之请，出而招安杨安儿的起义军。于是邱处机及其全真道，成为蒙古、金、南宋三方交相争取的对象，在金贞皊、兴定（1213～1221）年间，三方先后派遣使臣征召邱处机。邱处机审时度势，鉴于金王朝行将灭亡，南宋十分屠弱，唯有蒙古力量方兴未艾，乃作出：却金使，谢宋聘，独赴正在西征西域的成吉思汗之召的重大决定。他不辞年届七十三岁的高龄，甘冒风沙大雪之苦，于1219年率十八随行弟子登上征途，经历两年多的万里跋涉，终于在1222年到达西域大雪山（今阿富汗境内都库什山）成吉思汗的军营。成吉思汗对邱处机的到来慰勉有加，亲自两三次召见并作长谈。邱处机对其所问为治之方及长生久视之道，皆作了仔细的回答。深得成吉思汗的礼敬，尊称其为“邱神仙”。当他于1223年请准东归时，令他“掌管天下的出家人”，并敕免全真门下道士的差役赋税。
1224年邱处机返抵燕京，被请住大天长观（后改名长春宫），他顿时身价百倍，成为北方道教的风云人物，所居长春宫从此成为全真道活动的中心。“由是玄风大振，四方翕然，道俗景仰，学徒云集”。邱处机乃不失时机地着手全真道的大发展工作。实际上，他早在西觐东归途中，即大约在1223年五六月之某日，夜宿盖里泊（抚州之丰利县境内）时，就语其随行弟子曰：“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务，人人当铭诸心。”
故在此后，全真弟子们大建宫观，广收门徒的活动，就以空前的规模开展起来了。
全真道大建宫观、广收门徒的活动，从邱处机住长春宫起，一直持续到尹志平、李志常掌教期间。在这三十余年里，到底建了多少宫观，收了多少门徒，现已难于详考。仅就《顺天府志》所引《析津志》和《元一统志》所记之宫观作粗略统计，燕京及其附近地区即有宫观百余所，其中绝大部分为全真道宫观，又皆属邱处机至李志常掌教期间所建。其次，在河北、河南地区，李志柔及其弟子根据邱处机“立观度人”的意旨，先后在河北的大名、磁州等地“起建大小庵观殆三百区，化度道流称是”。刘志源也在大名路“建宫立观，亦二百余所”，“度门弟子三千余人”。赵志源也在河北“大名、磁、相之间，度学者凡数百人，立庵观十有余所”。李志远则在河南卫州胙城等地建立庵观。又其次，在山东、山西地区，张志渊在山东“主东平郓城白云观，度弟子千余人，庵观称是”。潘德冲则在山西芮城县建了全真道三大祖庭之一的纯阳万寿宫，俗称永乐宫。宋德方利用在山西平阳编《道藏》的机会，“犹假余力，即莱州神山开九阳洞及建立宫观，自燕至，凡四十余区”。薛知微也“度门弟子数百人”，“立观度人于河东云、应”之间。再次，在陕西、甘肃地区，于善庆（后改名志道）根据邱处机的安排，长期活动于陕西陇县、凤翔一带，“诣门求度为道士者数百人，俱立观院于凤翔、汧、陇之间”。綦志远在李志常掌教期间，提点陕西教事，曾“度门弟子数百人，建立宫观二十余所”。冯志亨在尹志平嗣教后之庚子年（1240），随志平去陕西改葬王嚞的路途中，“自燕至秦三千余里，凡经过道家宫观，废者兴之，缺者完之，至百余所”。
在邱处机的‘立观度人‘的号召下，大约经过三十余年的经营，全真道的宫观、弟子遍布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广大地区。《清虚宫重显子返真碑铭》称：
“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漠，虽十庐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修武清真观记》称：“自邱往赴龙廷之召，……自是而后，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声焰隆盛，鼓动海岳。”
1228年安葬邱处机，和1241年会葬王嚞，可说是对全真道力量的一次大检阅。据载，安葬邱处机时，“四方来会之道俗逾万人，至有司卫之以甲兵”。会葬王嚞时，“时陕右虽甫定，犹为边鄙重地，经理及会葬者，四方道俗云集，常数万人”。不仅如此，据《尹宗师碑铭》记载，当尹志平于1236年，去陕西营建祖庭时，“时陕右甫定，遗民犹有保栅未下者，闻师至，相先归附，师为抚慰，皆按堵如故”。不久，在去云中化度道士的返回途中，“道经太行山，群盗罗拜受教，悉为良民。出井陉，历赵魏齐鲁，请命者皆谢遣。原野道路设香花，望尘迎拜者，日千万计，贡物山集。”这些描写，难免夸大，但全真道及其首领在群众中影响很大，当是事实。
尽管尹志平利用宗教的号召力，为元统治者效劳，但因其影响过大，却引起元统治者的猜忌。因此在元宪宗时期的佛、道“化胡经”之争中，元统治者持明显的袒佛立场，使全真道在（宪宗八年和至元十八年）佛道大辩论中两次败北，予全真道以沉重的打击。全真道发展的鼎盛局面，亦随之宣告结束。
(三)南北归宗时期自元宪宗八年（1258），全真道在《化胡经》斗争中失败以后，处境十分困难，教徒的发展受到限制，斋醮被禁止举行。中经张志敬、王志坦、祁志诚、张志仙四人相继掌教，一直处于发展的低谷。直至成宗即位后的元贞元年（1295），始宣布大弛禁：“梗其道者（指权臣相哥）除之，取其业者（被僧人侵占的宫观）还之”，方使全真道从艰难处境中解脱出来。
全真道的发展尽管有低谷，但并没有停滞。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元朝实现了南北统一，为原在北方的全真道提供了南传的条件，当然也为原在南方的道教南宗提供了北上的机会。据现在所知，最早进入黄河以南传道的全真道士是吉志通，他是陕西郃阳人。“师乔潜道及潘清容。博学多闻。后居武当山，十年不火食。”于中统甲子（1264）逝世。⒅乔潜道是马钰弟子，吉志通即是马钰之再传。推其居武当山的时间，当在元宪宗时。比吉志通稍晚，武当山又有鲁大宥和汪真常相继成为全真道士，此后全真弟子日众，武当山遂成为全真道的重要据点。继武当山之后，全真道继续南传至苏、浙、闽、赣等地区，如居江苏仪征的李道纯（或谓居凤阳盱眙），居浙江杭州的徐弘道、丁野鹤、黄公望，居浙江黄岩委羽山的赵与庆，活动于江西、福建一带的金志扬、桂心渊，以及活动于江西、浙江、福建一带的李珏至陈致虚一系等。他们大多是南宗道士而加入全真道者。
全真道的南传，使原来互相隔绝、但却同源于钟吕金丹派的南、北二宗（南宗与全真道）增加了接触的机会。由此经过接触，彼此认同，逐渐产生了合为一宗的要求，特别是组织松散、势力弱小的南宗更有会归全真道的愿望。为了使二宗合为一宗，必须对二宗原来各自尊祀的祖师传系作必要的调整，使之合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祖师系统，以便合宗后共同崇祀。这是二宗合并必不可少的工作。在这过程中，陈致虚是积极的推动者，他根据二宗已有的成说，在《金丹大要》和《金丹大要列仙志》中，提出了如下的祖师系统：
这种安排，显然是抬高了北宗，降低了南宗，但在当时元室已封王玄甫、钟离权、吕岩、刘海蟾、王嚞等为“真君”、“帝君”的条件下，这是最好的安排，故终被双方所接受，完成了二宗的合并。时间大约在元代中后期。
全真道除合并南宗以外，元代中后期又合并了真大道、楼观道和部分净明道，成为唯一的一个丹鼎大派，与符箓大派正一道平行发展。
自元成宗即位，解除了对全真道的禁令以后，苗道一、孙德彧、兰道元、孙履道、完颜德明等相继掌教。自苗道一起、每任掌教皆授封为真人、演教大宗师、知集贤院道教事。这是除玄教以外，其他道派掌教皆未获得过的褒封。他们在此褒封宠遇下，都相继由清静恬淡之士变为道士官僚。他们所居之地，早已不是王嚞为之设计的远离尘嚣的茅庵，而是置诸京城的雕梁画栋的豪华宫室。平时所为，除为皇室建斋祈福外，则是忙于与通显豪家相往还。陈垣先生称全真道上层的这种变化为“末流之贵盛”。上层贵盛了，教务随之却退步了。前期人才济济的景象不存在了，渐显出人才凋零的景象，前期那股朝气不见了，渐显出衰老的暮气来。
(四)衰落时期入明以后，全真道步入衰落时期。这有它本身活力大半丧失的原因，也有明王朝所施政策的原因。明太祖为《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所作的御制序文中说：“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表现出只支持正一，不支持全真的意向。后来的实际作法确是如此。朱元璋及其继任者召见的大多是正一天师及其门徒，道录司各级道官也大都以他们充任，全真道士被召见和受委任者极少。全真道首领并不住在白云观，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
在上述情况下，全真道分裂为诸多小派进行独自的活动，其正宗为“七真派”。即宗邱处机的龙门派，宗刘处玄的随山派，宗潭处端的南无派，宗马钰的遇仙派，宗王处一的嵛山派，宗郝大通的华山派，宗孙不二的清静派。其中以龙门派势力最大，记载也较多，其余六派所知甚少。至清初，龙门派经王常月之中兴，龙门派更盛于其他各派。除此全真嫡系七派外，又有明初张三丰所传的支派，万历间陆西星所传内丹东派，清嘉、道间李西月所传内丹西派，盖皆属全真道之旁系。以上派系再经繁衍，在明清时期，又分化出更多的小派。据《诸真宗派总簿》所载，即有八十六派，（含全真、正一两系），每派均有取名排辈用字。派系分衍愈多，并不表明道教的强大，恰恰反映它的衰微。
全真道是金初在中国北方相继兴起的三个新道派之一。
它与原有的道教旧派有显著的不同。三教合一的思想六朝以后，三教合一论逐渐成为思想界的主要潮流，儒、释、道三家，不时有头面人物出来打此旗帜，以推行其学说。王嚞在创立全真教时，也宣扬三教合一的思想作为创教的宗旨。他在山东文登等地所建立的五个会，皆冠以“三教”二字。传教时，又劝人诵读佛教《般若心经》、道教《道德经》《清静经》及儒家《孝经》。在他的言论、著作中，三教合一论更是俯拾皆是。如在《金关玉锁诀》中说：“三教者，如鼎三足，……不离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树生三枝也。”在《示学道人》诗中说：“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搜来做一家。义理显时何有界？妙玄通后更无加。”又有诗云：“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在《答战公问先释后道》中称：“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他的这种思想亦为其弟子所接受，而加以广泛宣传。如马钰有诗劝僧道合同，勿相诽谤，其《赠李大乘兼呈净公长老》诗云：“虽有儒生为益友，不成三教不团圆。”《丹阳真人语录》称他“在东牟道上行，僧道往来者，识与不识，必先致拜。”其他弟子也如此。邱处机《磻溪集》卷一有诗云：“儒释道源三教祖，由来千圣古今同。”刘处玄《仙乐集》卷三也称“三教归一，弗论道释”。全真道的创建者在教义、教制、教规以及内丹修炼等方面都贯彻三教合一的思想。全真道的教义集中体现于“全真”二字。对此二字有过多种解释，或谓使“真性”保全，或谓使“精气神”三全，或谓个人内修的“真功”与济世利人的“真行”兼备而两全。后者是全真道创建者们十分强调的。他们以“忍辱含垢”为“真功”的重要内容，但为什么要忍辱含垢？则引进了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尹志平的《北游语录》中称：“凡人无故遭人欺罔困辱，甚或杀害，莫非还宿债也。”郝大通弟子王志谨说：“乃至大小喜怒、毁谤、打骂、是非，见面相嫌，皆是前因所结旧冤，现世要还。须当欢喜承受，不敢辩证。承当忍耐，便是还讫。但有争竞，便同抵债不还，积累更深，冤冤重结，永无了期。”他们以“苦己利人”为“真行”，所谓苦己，就是实行绝对的禁欲主义，把生活欲求降到最低限度，实行苦行生活。他们又以履行儒家的伦理纲常为修炼“真功”、“真行”的前提。这是对道教传统的积功累行的修行原则的继承和发展。王嚞教在家修道者尽伦常之道，“与六亲和睦，朋友圆方，宗祖灵祠祭飨频，行孝以序思量”，又谓修炼内丹，必以“忠君王，孝顺父母师资”为首务。马钰入道的《立誓状文》也以“遵依国法为先”。总之，在教制、教规、内丹修炼方面，无不汲取儒、释。可以说，三教合一是全真道立教的主旨，是比其他旧派道教更为鲜明的特征。
长生成仙是道教的基本信仰，它是区别于其他宗教的根本标志。全真道的基本信仰也是如此。但是它和旧道派有很大的不同，旧道派大都认为，经过修炼，形、神皆可不死，故其信仰是肉体与精神一起长存，即所谓“白日飞升”。全真道则不然，它在成仙信仰上，不再追求“肉体不死”，只追求“真性”解脱和“阳神”升天。他们认为，人的肉体是要死灭的，人的真性或阳神则可以长存。王嚞谓：“修行须借色身修，莫滞凡躯做本求。假合四般终是坏，真灵一性要开收。”又谓“唯一灵是真，肉身四大是假”。因此他批评肉体长生的追求者，曰：“离凡世者，非身离也，言心地也。……今之人欲永不死而离凡世者，大愚，不达道理也。”刘处玄的《至真语录》亦称：“万形至其百年则身死，其性不死也。”又：“真我者，人之性也，……无形之道也。”“无形之道则真也。”“伪我，则养身之道，则假也。”全真道放弃肉体不死的信念，只追求“真性”解脱和“阳神”升天，虽与旧道教相区别，但却与佛教追求的“涅”相近似。实际上他们所谓的真性，或叫本来一灵，元神，元性，真心等概念，即源于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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