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默默地退回炕上，钻进被窝里面，睁大眼睛，瞪着黑魆魆的窑顶，久久难以入眠。
临放寒假的时候，联校召开了一次教师会议。
那天，我走早了，到了联校的时候，离开会时间尚早，我就在街上溜达了一圈。
公社所在地只有一条歪歪扭扭的小街，不长的街上布满了各个机关。从联校出来，就是供销社，信用社，兽医站，农机站，卫生院，最尽头是公社大院。
没用了五分钟，我就溜达到了公社这头。公社的大门口围了好几个人，王副主任正在领着两个人把公社的那块旧牌匾摘下来，往上换一块新的牌匾，我看了一眼，新牌匾和旧牌匾相比，有了微妙的变化。新牌匾上写的是：鸡窝洼乡人民政府，旧牌匾上的公社两个字，变成了乡，革委会也变成了人民政府。我平时有听有线广播的习惯，多多少少了解一点形势的变化。今天亲眼所见，从公社换牌匾这件事情上看出，当时的形势确实是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件小事情，但反映出来的是大气候，当时全国的形势正在发生着变化。
我站在人们的背后看换牌匾，就看到支全肩上扛着铺盖卷儿出了公社大门——不，不叫公社了，该叫乡政府了。
支全出了乡政府大门，把铺盖卷儿搁在一辆等着他的驴车上，自己往驴车上爬。
可是，那么大的一个人，爬了几次，才坐上了低低的驴车。
支全回头望了一眼乡政府大院，脸色土灰，眼角含泪，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乡政府。
吱扭吱扭的驴车，伴着毛驴得得得的蹄声，消失在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街尽头。支全一望三回头，眼里满是留恋，好像要告别这个让他曾经充满了幻想，和让他得意忘形过的地方。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想问身边的人。
没容得我发问，人们就议论开了。有人就说：裁了，再也牛逼不成了，哪儿来，回哪儿去，和咱一样了，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了。
原来是乡政府改革，第一件事情就是裁减冗员，象支全这种员工被裁掉了。
我就想起了荷花姐的那件事，心里有了幸灾乐祸的庆幸，觉得支全能有今天的下场，真是大快人心！
开完会，在回学校的路上，我还在想着支全被裁的这件事。
此时，我不再是幸灾乐祸，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认识这个事情。从别人嘴里听说，乡政府裁减的不只是支全一个人，有桑蚕技术员，拖拉机驾驶员，好几个呢。
从裁员这件事情上，再结合天天听广播听到的消息，我觉得形势真的发生了变化，国家的政策可能要有重大的变化。
回到学校，我把自己的思索丢到了脑后，甚至觉得自己有点杞人忧天的可笑。国家大事不是我考虑的范畴，眼下我最重要的事情是，应对好联校组织的期终考试。
这次期终考试，按照教研组来进行。我们教研组的考点设在了兴华村，要求各学校的师生，在考试之前，必须到兴华村集中考试。
那天一大早，学生们都带着干粮——考试不给学生管饭，人人都得自带干粮。
我领着我的学生，早早地出发。
刚刚整好队，我一声喊：向右转，齐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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