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全国各地陷入混战，内战此起彼伏，军阀你争我斗，政府内阁也如走马灯似得交叠变幻。上海受全国形势影响，局面逐渐变得不明朗起来。好在浙江的卢永祥与福建的孙传芳早就结成了盟友，因此上海虽人心浮动，局面却仍旧可控。而龙升公司的烟土业务，也在隐忧之中欣欣向荣。
这年九月，上海炎热无比，号称是段祺瑞政府盖章机器的民国傀儡大总统黎元洪南下来到上海。他这次来上海实属无奈，原因是贿选大总统曹锟强行逼他退位，恰逢沪议员刘楚湘、褚辅成等人发表欢迎他南下的电文，黎元洪这才顺水推舟得以成行。
这一路他走的极其不顺，在天津车站，他被原直系大将，现直隶省长王成斌困在车站，逼他交出总统信印，搞得黎元洪险些自杀取义，直到他交出总统信印，王成斌才继续放他南行。除此之外，他的一些仇人见他落难，也都蠢蠢欲动，想要取他性命。
黎元洪这次南下上海，本是应刘楚湘、褚辅成等人之邀成立政府，岂知他来上海之后，却遭到了以王一亭、吴蕴斋、宋子文、虞洽卿、邓荣廷为首的江浙绅士商人的抵制。这些人唯恐黎元洪在上海的政治活动会导致兵戎相见，祸及己身，纷纷表示出极不欢迎的态度。淞沪护军使何丰林还贴出告示暗示黎元洪：倘有破坏秩序、扰乱治安之行为，无论何人、概予拿办。这种指桑骂槐的告示，不啻是对黎元洪下的一道逐客令。更让黎元洪寒心的是，当初邀他南下的在沪议员此时纷纷变脸，也对他呈不欢迎之态。
黎元洪满心欢喜地来到十里洋场，以为收拾残局非他莫属，没想到却落了个万人嫌弃的下场，极为心灰意冷，除与章太炎等少数人保持联系外，很少再有人来探望他这位不得势的前总统，黎元洪闲来无事，只好带了左右随从，乘汽车在黄浦滩四处兜风，其心中的抑郁之情可想而知。
但也并非所有人都对他冷脸相待，其中也不乏热心人，龙邵文就是热心人中的一位。黎元洪在沪期间，龙邵文隔三差五地亲自登门问候，且绝不空手，或带沪上名产，或直接馈赠以金钱，甚至连黎元洪出门兜风开的汽车都是龙邵文相赠。他还专为黎元洪配置了保镖十人，无论其进出都如影随形，尽心保护黎元洪的安全。甚至还亲自带兄弟为黎元洪站岗放哨，以防黎元洪被人刺杀。他这么在意黎元洪的安全，原因是黎元洪此时正受到威胁，随时都有可能被人刺杀。
黎元洪之所以受到威胁，起因还是在两年前……当时名震豫皖的大土匪“老洋人”张庆曾攻进皖西阜阳县城大肆劫掠。两天后，官军前来围剿，老洋人率队离去。这时，先前早已望风而逃的阜阳县保卫团士兵先行进城，去找被搜劫过的各家富户商号讨要清剿费用。在“汇昌和”钱庄，经理马俊峰热情地欢迎进店的士兵，请他们喝茶。没想到士兵们将他一把推开，声称他们打跑了土匪，理应得到慰劳，随即不等马俊峰同意，便开始四处搜索、抢劫。他们早知道“汇昌和”有夹墙，便到处敲打，果然被他们找到了。就把里面藏的银元、烟土全部抢走，临走时连佣人们盖的被子也一并抢了去。马俊峰也被士兵一枪把子就打得晕了过去。等他醒后，家中已经遭到这些兵匪的洗劫。事件发生后，阜阳县城全体商民向安徽督军马联甲投诉。马联甲因为保卫团团长倪道煦是自己老上司倪嗣冲的亲侄子，就对此事置之不理。商民不服，又向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告御状，黎元洪闻言大怒，下令通缉捉拿倪道煦，并要严惩。倪道煦提前得到消息，便逃到了天津租界躲避。此时黎元洪被逼退位，倪道煦便发誓要报这一箭之仇，到处放言要黎元洪的命……龙邵文得知这一始末，便亲自带了兄弟，轮班给黎元洪站岗放哨。
此时的龙邵文虽是平民一个，却是闻名遐迩的黄浦滩大亨，他不但苦心经营龙升，同时也苦心经营人情。上海因十里洋场的繁荣，而受到军阀政客，商贾大亨的追捧。而龙邵文作为此地的主人，整日迎来送往，结交的朋友无数，无论是北洋政客、革命党人、还是四川军阀、东北大帅，时而都会成为他的座上宾。而龙升登仙阁以及龙升俱乐部，则是这些座上宾的必游之处，他们借龙邵文提供的这个平台，互相联络，互通有无。时间一久，逐渐形成一个惯例，到沪之官商若是受不到龙邵文盛情款待，那就等于没在上海打通人脉，也就等于白来了一趟上海。故而黎元洪能受到龙邵文如此礼遇，在他受挫于黄浦滩的同时，也多少为他挣回了一些颜面。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