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胡宗南交付给龙邵文的那批军火皆已脱手，在卓克基、松潘、理番等地换回了大批的鸦片。手中既有了充足的原料，龙升制药更是加大马力，卯足干劲，特供药品是一批批地生产出来，源源不断地运向各地，龙邵文、胡宗南之流大发其财自是不用更多描述。
眼见天气日冷，棉布日缺，重庆的棉布价格是一日三涨，上涨幅度之高，傲视一应生活必需品。重庆虽实行限价政策，但物价就如脱缰的野马，早就不受限价的束缚……白米每石五百二十元，猪肉一斤十四块，头等旅馆客房租金六十元一天，寻常人工资一个月五百到千元，但这些跟棉布比起来，不过小巫见大巫，此时一匹普通白布价格已经超过两千八百元，近六担米的价格，而一匹阴丹士林布，限价即达二千四百五十元之巨，这只是限价，而市场的阴丹士林布根本没货，实际价格应是限价的两倍以上都不止。如此高价，普通民众自是难以承受，各地民众无不叫苦连天。大后方每年生产棉布贰佰一十五万匹，除供军用外，其余缺口全依靠外界供给，但国府缅甸作站尚在进行中，滇缅公路仍未打通，因而后方对外交通，还处于断绝状态，这种状态下，后方物资供给就更显艰难，民众所缺之物，又何止是棉布一项，只不过在这严冬季节，棉布更显得重要一些。
虽然龙邵文设在西安的“龙升毛纺厂”业已开工，且加大马力昼夜生产，但西北军已经数年没发过越冬棉服，民众也在严冬之中少衣蔽体，寒不可耐。龙升的产量固大，但仅满足西北一地便已吃力，自是无瑕别顾。此种情况之下，龙邵文会同身边的兄弟，制定了一个棉纱购运计划，照龙邵文的想法，这次棉纱购运回来后，主要是用来缓解大后方棉布急缺的现状，其次是赚上一点小钱。他之所以把赚钱放在其次，是因为从西北回来后，被西北民众的淳朴打动，感觉到了为善的乐趣。这项计划打龙邵文从开罗回国后，便开始着手实施，目前正处在运作状态之下，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联系上海的关系，进行大宗的棉纱采办；第二步，把采办的棉纱运抵重庆。这件事说来容易，但做起来却比登天还难。原因自是不言而喻：交通阻绝。
此时计划的第一步已经完成，五千件棉纱已经采办齐备，囤积在上海的数家公栈仓库，只等随时起运。但如何把这五千担棉纱运抵重庆，却是一个极大的难题。第一个难题是：棉纱的体积大，五千件棉纱非数百辆卡车不能运完，若是水运，也要驳船数十艘。第二件难题是：上海至重庆沿途，日军、伪军、、土匪强盗、游杂部队，和地方豪强的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环伺虎视。要想在这么多双眼睛的注视下，把棉纱运抵重庆，难度可想而知。
但此时棉纱已经从上海民华公司采买到手，那是说什么也要运出来，且不说五千件棉纱市值已经过亿，运不出来损失过大，就算是为了免除抗日将士在鞍马征战乏困后、又遭严寒困顿之苦，龙邵文也决定将这五千担棉纱运抵重庆，以解大后方缺衣少穿的燃眉之急。
经过仔细的分析，谨慎的计划，周密的安排，大胆的行动，在万顺堂及上海各路朋友的帮忙下，五千件棉纱决定分水陆与陆路齐头并进，就算一方出现问题，也不至于全军覆没。
关于运输沿线的各种势力，龙邵文自有想法，并针对各方势力的弱点，做出了全方位的计划……关于运输路线上的土匪强盗打劫的这个麻烦，对龙邵文来说自不是问题，龙家帮虽已解体，但他“齐天大圣”的名头犹在，凭借着他在绿林中的影响，届时只要报出名号，绿林中人绝不会打他的注意不说，甚至还要沿途予以保护。关于运输路线游杂部队可能拦截的问题，龙邵文已与“白极公”、“西陵社”的袍哥大爷们打过招呼，这些部队多数都与当地袍哥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袍哥大爷出面摆平事端，这些游杂部队也不是问题。关于伪军可能拦截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溃败后，汪伪政府高官如周佛海、丁默村、郝鹏举之流纷纷自谋出路，与重庆政府联系日益密切，只要重庆政府中要人出面打声招呼，这点小事，他们自会约束伪军给予暗中放行。五路兵马已平三路，余下的两路却是最难缠也是最麻烦的。
关于沿途的部队，龙邵文虽无解决办法，在中也无熟人朋友，认识几个人，诸如张国焘、赵容之流，不是叛变，就是他铁血的仇人，找他们帮忙，不但不能成事，反而会大大的坏事。虽说如此，但以他之见，部队纪律性强，绝不会干出拦路抢劫这样的恶件。更何况现在是国共合作，虽然蒋介石的合作态度虚假成分极多，但的合作却是诚心诚意，自不会劫掠友军财物，更何况棉纱关系到抗日大后方老百姓的穿衣问题，队伍自然会给予通行。所以的部队暂时不用考虑，剩下的就只有日军了。
关于对付日军，在上海的叶生秋给出了解决良策，利用日本人内部各派系的矛盾，钻他们的空子，来进行棉纱偷运……日本军部派系林立，各不统属，且相互嫉视，为仇作对。梅机关、松机关、竹机关等特务组织，时而互相倾轧，时而勾勾搭搭。一家决定的要做的事情，往往有另外三四家在暗中关注，时而下绊子，时而先下手。结果是往往自家吃亏上当，偷鸡不着蚀把米。既然有这个空子好钻，叶生秋就决定利用矛盾下手，来钻他们的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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