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
西蒙来自北方邦某个小城市，如今一家子定居在德里。他高高瘦瘦，肤色很黑，脸庞光滑，不留髭须。第一次见到他是在2013年4月底，在曼谷举办的一次会议上。会议是由总部位于英国布赖顿（对，就是《不赖顿棒糖》那个不赖顿）的国际艾滋病联盟组织的，他们拉上了东南亚、南亚（其实只有印度）及中国的一些民间机构开展针对精神类药物（主要是海洛因）滥用者的减少伤害服务，从而想进一步推动这些国家改变当前普遍实践的强制戒毒政策。4月是曼谷最闷热的季节，无论开不开会，我只想坐看江山不出门。尽管在会议室外面的走廊中，有着享不尽的甜点、水果和咖啡，我总是昏昏欲睡。项目框架、财务制度、季度报告、预期成果……就是在那个会议上，我意识到这个慈善领域（这个依靠出售自己所谓的善心而赚取个人利益的领域），同样是会叫的孩子有奶喝。看到来自柬埔寨、越南、印尼的代表在台上侃侃而谈，我觉得自己在那里是一个多余的角色。会议开始前几天，联盟通过电子邮件给我们发了一份长长的（我管三十多页叫“长长的”）k。他们特别强调，每个国家的代表都要准备十五分钟的单独演讲，聊一下当前国内精神类药物滥用的现状，以及所代表机构今后的计划。当时这个项目还没有正式的名称，每个人都需要贡献主意。Skype会议过程中，总有噼里啪啦火花闪耀的声音，再加上不同口音的英语，我的焦虑在会议之前日益增长。
西蒙是在会议上和我打招呼的第一人。我坐在一圈会议桌的角落里，希望藉此蒙混过关。西蒙到来后，就把我挖了出来，主动介绍说自己是谁。他供职于印度艾滋病联盟（国际艾滋病联盟在印度的分支机构，但国际艾滋病联盟在印度有多达五个联络机构），职位是政策倡导经理，在该领域已有多年摸打滚打的经验。他说，印度和中国自然应该坐在一起啊，尽管我们隔了一座喜马拉雅山脉。于是，在之后三天的会议中，我们一直坐在一起，在分组讨论的时候也在一个小组。在会议上，他是比较活跃的一个，在台上发言的时候，他的语速极快，表情丰富，也显得非常自信。这等本事远非我能所及。
我告诉西蒙，我从来没有去过印度；在当时，申请去印度的旅游签证还需要邀请函或工作证明。他说，我要是想去就和他说一声，他能以印度艾滋病联盟的名义给我发邀请函。（如今，印度开放了对中国的电子签证。申请签证只需要网上填填资料就好了，在印度的联系人那栏里，我填的一直是西蒙的名字。）在茶歇和正餐期间，西蒙经常和我拿中印关系开涮。在西蒙的眼里，印度政府是很怂的，绝不可能因为一点国界争端而开战。（在《午夜之子》里，鲁西迪也讲到了一九六二的中印边界冲突，战争还没怎么样，印度的报纸就在制造恐慌，说中国军队快要打到德里了。在德里的书店里，关于中印关系的书通常放在很显眼的位置，最近比较火的一本标题为DrgnntheDrstep，大红封面。）西蒙问我最中意印度哪一个地方，我回答说是阿萨姆。西蒙回答说：“你喜欢的话，就拿走吧。印度不需要阿萨姆。”三年半之后，在德里Sket一家餐馆，我终于有机会尝一下准本地的阿萨姆奶茶。侍者端上了一杯热水、一个阿萨姆茶叶包，以及一小罐牛奶。我想知道，在它的发源地阿萨姆邦，本地人喝茶的习惯如何；或者在阿萨姆，本地人根本就不喝奶茶。
第二次遇见西蒙，是在南半球（南纬六度）的一个热带城市——雅加达。会议开始的第一天早晨，我注意到有很多华人在。其中有两位大约六十多岁的长者和我坐在同一桌上，问我来这里干什么。他们属于印尼的一个华人商会，这次是在雅加达开年会，正好和国际艾滋病联盟选择了同一家酒店。这两位老者来自苏门达腊，年轻时候曾在密林中见到过老虎。我问他们，雅加达就在海边吧，哪里有比较好的海滩？他们摇摇头：“雅加达的海滩，还是算了吧。”
这已经是第二次会议了，我和那些人基本混熟了，脸皮也变得厚起来。联盟的要求也越来越多：这一次，我要讲一个evidee-bseddcy（基于实证的倡导）的例子，真是越来越为难我了。我只好为在云南玉溪红塔区试点的美沙酮外带唱一下赞歌。在我的PPT的开头，我还引用了OleBnes里一句评价中国人如何从文革的艰难岁月中走出来的句子：,inllitsvriedfrs,issiplyhninstit.我这段小小的介绍，在我自己看来，一半都是在瞎扯。可是在事后，西蒙却赞赏有加。他说，我有一种天赋，就是吊别人的胃口。越讲下去，听众就越感兴趣。到最后，不得不赞同我的观点。会议结束前的一个夜晚，与会的其他伴们（我突然想到，在甘孜九龙，“伴”是男友或女友的意思）都去雅加达一个著名的红灯区采风去了，西蒙和我没有去。他说，他要给自己的孩子买点礼物，不然他孩子以后就不会再允许他出远门了。他去边上一家店里买了一大堆巧克力和糖果。我问他，“为什么不在德里买？回家之前？”他说，他的航班在早上六点到德里，那时候，没有店开着。在早锻炼的，也许只有一群群乌鸦。
辛格先生
2015年2月，在曾经的尼扎姆的地盘海德拉巴，在机场外，我遇到了麻烦。把守机场出发大厅入口的空军士兵不仅要检查每个人的护照，还要核对行程单——这倒是一件新鲜事。我被挡在了外面。幸好旁边就是印度航空的柜台，他们给我出具了一张行程单。按照计划，当天我要先从海德拉巴飞往加尔各答，然后再转机回昆明。（加尔各答曾是英属印度的首都，不过在1911年12月，英国人将首都迁往了德里。2001年1月，加尔各答的英语名字从Ctt改成了Klkt，这个新名字有着更久远的孟加拉语源头，据称也有助于这个城市摆脱英国殖民历史的重负。）到了加尔各答之后，更大的麻烦摆在了面前。这儿没有东航的柜台，临时打印一张行程单不再是一个选择。我只好买了一张本地手机卡，登录携程，然后反复和两个荷枪实弹的士兵说这就是我的订单记录，我根本找不到地方打印出来。有了这段折磨人的经历，之后每次去德里，我都会多打印一份行程单备用。
几天之前，离开昆明时，海关人员问我为什么要到香港转机，昆明不是可以直飞印度的么？我说，我不去加尔各答，我要去海德拉巴。她诧异地问我：哪儿？？？我很想帮忙，但我自己也说不明白它在哪儿。海德拉巴是一家叫做LEPRAiety的印度本土NGO所在地，他们正在争取成为国际艾滋病联盟在印度的联络机构。申请之后，联盟总部会进行两轮评估，以确定他们是否符合联盟对联络机构的基本要求。为了这个很无聊的评估过程，联盟还专门出了一本书，详解需要评估的领域，以及如何判断。如果通过了评估，那就意味着每年两万五千美元的经费支持；而这笔钱，联络机构可以随便花，发奖金、买啤酒都行。但我想，这点钱，对于一年有一千多万美元运作经费的LEPRA来说，又有多大吸引力呢？
LEPRA是一家主要服务于麻风病人的机构。世界上绝大多数麻风病人都来自印度，麻风病也是一种起源于印度的历史悠久的疾病。如今，印度每年约有十二万至十三万人得麻风病，占全世界一半。尽管麻风病已能治愈（已经造成的损伤无法修复），但它给患者带来的心理压力依旧巨大——主要是因为它造成的可怖的残疾，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不便及社会排斥。在印度，还有一些相关法律禁止麻风病人参与选举、乘火车，麻风病也能被当作提出离婚的重要依据。（我为什么会想起《面纱》？）在海德拉巴城区边上的一家诊所，我们接触到了医生和技工的日常工作。诊所所在的村子就是一个麻风病肆虐的地方，很多十几岁的年轻人都受到了影响。由于那里是LEPRA多年来工作的重点区域之一，来诊所的病人都没有表现出很严重的症状，“早发现/早治疗”算是落到了实处。在诊所的一个小房间里，一个技工向我们展示了各种不同的皮革护具，用来支撑病人的脚踝或者膝盖，保证已经小有残疾的一些病人可以较为正常地走路。
LEPRA总部在当地一个富人区，是一幢独立的四层楼建筑。四楼有厨房、餐厅，还有一个露台；在微风中，两株香苹婆了无生气地颤动着，其种子铺满了露台的一个角落。我慢慢发现，在这个目标在于倡导公民权利（以健康/生命权利为基础）的机构里，等级制度依旧是无法承受之重。他们雇佣着一批服务员，其任务就是端茶送水和打扫卫生。他们中每一个人都对游戏规则了然于心：在会议室里，为我们端上奶茶（阿萨姆奶茶？）的时候，永远循着这样的顺序：客人、领导、高级员工。四楼的餐厅中央，是一排拼在一起的长桌，是平日里员工吃中饭的地方。当所有员工都挤在一起的时候，那些服务人员（包括做饭的）只能躲在厨房里吃，而且尽量不发出任何声响。但在他们的面庞上，又都刻着一副怡然自得的表情，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在海德拉巴的那几天里，因为我们要去走访好几个项目点，LEPRA为我们安排了一辆车和司机。司机大叔已经为LEPRA工作了二十多年，是LEPRA最资深的员工之一。但有一天，我们在外面餐馆吃中饭的时候，他很自然地消失了。如今我还能想起他那辆和他自己服役年数差不多的破旧吉普车——那是我在印度坐过的最舒服的交通工具（要比我坐过的往来于德里机场和Sket的酒店的出租车好出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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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里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并没有十分愉快的体验。一天，我决定坐地铁和上班的人流一起挤向印度门的方向。我没有地铁卡，只好去服务处买代币。工作人员问我去哪里，我说XXX。他显然没听明白我在说什么，拿出一张纸叫我写下来。看到我写下来的地名后，他恍然大悟：原来是那里啊，顺便嘲笑了我的发音。记得西蒙曾和我说过，德里的地铁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极其拥挤的，哪怕是在半夜。不过德里地铁的票价确实便宜，十几个站只需要十四卢比。
和老挝一样，在德里和嘟嘟车司机打交道也让我头疼。他们通常漫天要价，而且拒绝去很远的地方，或者表示看不懂我在地图上标出的位置（连康诺特广场在哪都不知道，还要问好几个路人，怎么好意思干这一行？）。从Sket到红堡，有的嘟嘟车司机会喊出五百卢比的价格——而我最多能砍到三百五十。客观说来，这段路挺长的，需要大约四十分钟，但如果打表的话只需约一百五十卢比。（某个周一，我在红堡吃了个闭门羹之后，晃荡到附近的一个眼科医院，然后找了一辆路边的嘟嘟车。我问司机去SeltCityWlk要多少钱，他指了指安装在乘客座位前方的计价器。这也是我在德里唯一一次遇到有司机使用计价器。）
有了与嘟嘟车司机费嘴皮的痛苦经验后，我对其中任何一位想要开始一场闲谈的努力都谨小慎微地对待；对于他们有限的好奇心，我尽量用“是”或“否”来回答。一个周一的傍晚，在去康诺特广场的路上，司机问我印度和中国哪里更干净。这段谈话的背景是，我们路过一段黄牛横行的马路，即将从一段灰不溜秋的高架下穿过，身边是流浪汉、形色匆匆的旅人，还有几乎快散架的平头卡车。（在昆明一次会议期间，在曼谷会议上和我相识的Glri说，“很多人拿印度和中国比，但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可比性。”当时，我们正离开南屏街，路过一段正在整修的区域。“整个德里，就像这个区域。”）
我是在印度国家博物馆的门口遇见辛格先生的。他是个锡克教徒，因此当然姓“辛格”了。他头上包着深红色的头巾，留着大胡子，衬衫外面还套着一件绒衣——在德里爆裂的阳光下、干枯的空气中，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我只想去红堡的拉合尔门，然后沿着红堡的城墙走上一遭，也许走着走着我就会买门票进去吧——不过这些都发生在下一次。辛格先生告诉我，红堡门票太贵了，不值得进去，在外面瞄上一眼就好了。那些红砂岩，那些乌鸦，还有飘扬在拉合尔门上方的印度国旗。拉合尔门指向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拉合尔所在的方向，这个名字带有一种愁绪（影片《PK》的最后，出现过拉合尔堡的镜头）。英国殖民者离开印度后，英属印度分裂成了两个国家（到了1971年，则变成了三个），双方间的裂痕没有任何得以修复的迹象。在网上申请电子签证的时候，会被问到一个问题，“你的祖父母是否出生在巴基斯坦？”
在前往红堡的路上，辛格先生反复游说我参加他的个人德里老城区之旅：从红堡出发，经过月光市场、贾玛清真寺，在老城区堵得不成样子的巷道里穿行，经过几家卖精品纱丽的店，然后再光顾一下他们的圣地——班格拉·撒希布锡克教堂。我被他说服了，懒在他的车后座，看着有着超过一千万人口、汽车喇叭声永不停歇的旧德里在我眼前划过。这个活禽遍地、摊位上小吃和尘土颜色不相上下的区域，居然能养育着一些平静而雍容的宗教场所。
在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辛格先生特意放慢了速度，告诉我，我们正在穿越旧德里和新德里之间的界限。他是对的，但他又错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新德里”，指的是英国人将英属印度首都迁往德里之后新建的一块区域（康诺特广场就是其中的代表建筑），而在这之前的自然就是“旧德里”了。可历史上，不同的王朝在这里建立过都城，在不同的位置上。在《午夜之子》里，当故事叙述者萨利姆的母亲阿米娜前往红堡附近一个穆斯林聚集区拜见一个大预言家的时候，萨利姆的父亲和他两个合伙人去旧堡给“罗婆那”的代言人送赎金。作者鲁西迪这时自己跳将出来，感慨道：Therehvebeenny,nitiesfDelhi,ndtheOldFrt,,isDelhisientthtbesideitrnOldCityiserelybbeinrs.
而我自己，第一次抵达这由多个城市组成的城市时（2016年圣诞节），在前往酒店的出租车上，还写过一首乱七八糟的歌，题为ExilettheSth：
EveryIfellintsi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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