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熊开元的行为成功地激起了崇祯皇帝的怒火。他见熊开元明明要攻击的是周延儒，说出话来却阴阳怪气小人气十足，非常恼怒，厉声让他明言所指。熊开元却一直摭摭掩掩，指桑骂槐。最终，崇祯皇帝就不愿听他混扯，命他退下把要说的话写在本章里奏上。
但周延儒毕竟势力庞大。熊开元在这次被召见后听到了许多好友同乡的劝告，都以为周延儒在历届首相中还算是宽和老成的，攻劾周延儒绝非明智之举。本来就首鼠两端犹豫不决的熊开元因此锐气全无，在补奏的本章中只是把召对时说过的话又复述了一遍，“只就臣次第所奏，恭列上闻，臣奏云：……”
而满肚子火的崇祯皇帝见到熊开元这样一份毫无内容的补牍，觉得简直是在被这个小人耍弄，于是大怒，立刻派锦衣卫把熊开元抓起来，送北镇抚司严刑拷问。
姜埰和熊开元在朝中不过是两个小人物，所谓“罪状”也不过是在皇帝征求直言的情况下说了几句不相干的话，并非在重大国策上同皇帝及内阁重臣们有什么根本性抵触，却被皇帝当作国家大敌，巨奸大恶，送进最黑暗的锦衣卫镇抚司狱中严刑逼供。
朝臣们对皇帝这种没来由的暴怒议论纷纷，也颇为姜、熊二人不平。周延儒由于熊开元的入狱是为攻劾自己而起，更是深感不安。于是在接下来的御前会议上，言官和部、阁大臣们相继为姜埰和熊开元开脱申辩。
其中，以道学而名满天下的左都御史刘宗周说的最为恳切：“朝廷待言官自有体制，言官进言，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置之。即使有应得之罪，也应敕下法司，据情节定罪。如今熊开元、姜埰狂躁无知，不能无罪。但目前皇上急切求言，而二臣因进言下诏狱，于圣政国体大有伤害，恐非皇上求言的本意。臣愿皇上俯念时事艰危，放开如天一般宽宏的度量，以开辟诸臣诤谏之路。”
本来这种事，崇祯皇帝发泄一番。把这两位小人物罢官免职就行了。可这时候的崇祯皇帝已经是钻入了牛角尖，他觉得刘宗周的话是极为刺耳，以为明明是在讥讽自己度量狭窄，滥用私刑。
于是崇祯皇帝大发雷霆，强词夺理地说道：“三法司、锦衣卫都是朝廷的衙门。有什么公私之分？你说言官自有体制，难道贪赃坏法、欺君罔上、混乱纪纲的。通都不该问罪吗？”
“熊开元这疏。定有人主使，想来这背后主使的人就是刘宗周！”
这么一来，火药桶就被点燃了。阁臣周延儒、蒋德暻、吴甡，兵部尚书张国维、侍郎冯元飙，刑部尚书徐石麒，工部尚书范景文。都察院佥都御史金光辰以及五府的勋戚武臣一起为刘宗周申辩，甚至痛哭湿了衣袖。可是崇祯皇帝却愈发恼火，坚持要大行处治。
在这次不欢而散的召对之后，崇祯皇帝发旨将刘宗周革职下刑部议罪。内阁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抵制。扣住中旨不发，联名恳请皇帝收回成命。崇祯皇帝临御以来还很少遇到过这样的抵制，又不想同朝臣闹到势如水火的地步，只好改令将刘宗周罢斥为民。徐石麒和金光辰也为了这个案件分别被罢免和降级调用。
而大臣们能在抗争中幸免于难，可是作为小人物的姜埰和熊开元，他们就在劫难逃了。在召对过后的当日，崇祯皇帝就向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发出了一道密旨：“取熊开元、姜埰毕命，以病故报闻。”
而骆养性见到密旨，立刻是大惊失色。锦衣卫历来是皇帝施行暴政的得力工具，在明朝历史上为皇帝秘密处决过不知多少人。但那些助纣为虐的锦衣卫主管们却大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远的不讲，天启时期主持锦衣卫的“五虎”就为了私刑杀人全部被处决了。
何况骆养性与熊开元是同乡，本来有些交情，而且这件事已经闹得满朝风雨，匆匆把两个人杀害了，朝臣追究起来，算是谁的责任呢？骆养性为此与锦衣卫的小伙伴们商量，决定拒不执行皇帝的密旨，还有意把密旨的内容向朝臣透露出去。但为了应付皇帝，镇抚司还是对姜埰和熊开元用了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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