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本质上来看，高杰、左良玉等武将的藩地割据形成，本不是在为明室收复“失地”中作出过什么贡献，而是在“策立”上对朱由崧个人有功。就弘光而言，也需要凭借他们的兵力慑服江南士绅；这些武将们也自恃有功，天子乃我辈所立，从此骄悍跋扈，一味麕集于南直隶江北地区争夺“善地”以自肥，进而挟制朝廷。
因此说，这样的军队，不要说进行北伐收复失地了，连自保南明也都是难上加难了。
弘光这个南明朝廷，就是由武将拥立和操纵，皇帝和文官们从来驾驭不了武将。武将既不以是否为国出力受赏罚，而是靠挟制朝廷加官晋爵，一旦形势不利，就会倒戈相向，保全自家富贵。
总而言之，南明立国之初，底子就没有打好，作为关键人物的史可法没有断然决策迎立福王朱由崧，利用皇权稳住大局，收拾残疆，是重大的失策；朱由崧眼看有当不上皇帝的危险，急忙派人召镇将拥立，授以“定策”之名。从此武将专政，国已不国。
而军阀之间又是矛盾重重，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文臣或依附某一军阀为靠山，或束手无策，放言高论者有之，引避远遁者有之，只能坐看江河日下，国土沦丧。
此外，文臣们的内斗也是愈演愈烈。
在明末，党争已经成为朝政的“主旋律“。它贯串于万历以后整个朝廷的政治生活中，一直延续到南明。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间党争基本上限于在朝、在野的官绅当中；随着弘光朝建立以后，军阀势力介入，朝中文臣往往以武将为靠山，使党争变得更加复杂尖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党争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弘光朝从酝酿建立开始，就发生立福、立潞的争议，实质上是不同利益集团为争夺新政权垄断地位的一场争斗。
弘光即位以后，全国其实已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大平、大顺、以至张献忠的大西政权都面临一个争取人才为己所用的问题，弘光政权也不例外。
在争取人才方面，史可法是比较清醒的，当他起草监国诏书时，原稿起用废臣一款内有“除封疆（指任职期间所管地方失守）、逆案、计典、赃私不准起用”一语，他认为“国事之败坏非常，人才之汇征宜广。未可仍执往时之例”，把这句话删去。可是当一两天后正式发布时，连史可法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仍照原本发出。
要知道，现在全国有经验的官员是屈指可数的，所以在这时候。应该按照三国时期曹操所制定的“唯才是举“来笼络人才，而那些人才的小毛病就应该暂时先放在一边。
可是南明的这个做法，立刻把这些身有瑕疵，却有能力的官员都拒之门外，推向了敌对势力的这一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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