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统一，司马炎终于从边关战事中腾出手来。经过汉末至今半个多世纪的乱世，人民的生活早已困苦不堪，尤其是土地问题，更是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
之前虽有军阀采取过一定的土地政策，如曹操的屯田制等，但都是为战争服务的，谈不上国计民生。况大敌当前，他们也没时间研究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一直延续到西晋这个再度统一的封建政权出现。
关于土地制度，里面的文章大了去了，若要写本书详述中国封建制度的土地变迁，相信其厚度连新华词典都望尘莫及，但无论怎样的制度，其目的都一样：把农民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心甘情愿地为统治阶层当牛做马。
至于汉末三国连年征战过程中给经济带来多大破坏，可通过人口数量窥其一斑：汉桓帝永寿两年（公元156年），中国人口约5647.6856万人（《续汉书晋国志五》），到西晋统一（公元280年）时，全国仅剩800万人！人口下降了86%！
封建社会，人口就是生产力啊！东汉版图和西晋大致相当，由此可以推测，西晋的人口密度堪比今天的俄罗斯，绝对的地广人稀！千里无人烟绝不是耸人听闻。这样的人口密度，就是给你一千亩地，你种得过来吗？
由是如此，社会底部的农民阶层还是没有多少土地，有人会问：土地呢？都被士族阶级蚕食了。这里先阐述一下士族这个概念。
“士”是统治阶层中知识分子的统称。一个人称为“士”，和该“士”有亲缘关系的一群人称为“士族”。至于士族的形成，还得追溯到两汉的人才选拔制度。
两汉时期，科举制度远未出现，但统治者必须找一些文化人来给他们打工，为了确保人才的可靠性，两汉都采取“察举”制度。即以道德行为作为评价标准，我们读两汉人物的传记，经常会看到，某某人，某某年，举孝廉。这里有一点区别，“举孝廉”是根据下面民的反映作为参考标准；察则主要依赖于上级官员的观察，有点指定的意思。
孝廉制度有个前提，即必须是同乡人。比如你是上海人，就不能由北京人来察举，即使你品行再好，可本地名额已满也是没办法的事，反之亦然。
这种人才选拔制度在两汉倒也没多大问题，以此选拔出来的忠臣良将也不在少数，否则大汉帝国的国祚怎么会长达四百年之久。
可到了诸如汉末时期的乱世，这种方法就行不通了，原因很简单：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比如河东打仗了，人民为避战祸，纷纷跑到河西，那河东年底的孝廉怎么找？兵灾过后千里断炊，好不容易找到个人还是来河东探亲戚的；河西也不轻松，突然涌入这么多人，要全是流氓地痞无赖也就算了，可其中偏偏有那么几个品行非常好的，察吧，不是本地人，不察吧，难以服众。
问题来了。
一个牛人用另一种制度解决了这一问题，牛人名叫曹丕。他创立的九品中正制一直沿袭了三百多年。（221－587）史书记载，“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选举之本耳”（《卫瓘传
晋书卷三十六》）。
先从字面解释一下这个制度，“九品”：人的品级（区别品行）分上中下三等，这三等随意组合成九品（上上，上中…），“中正”是一个非正式官职，主要负责孝廉的察举。考察的对象主要分三部分：家世，行状（个人品行），品级（主要依据行状）。
这样以来，中央政府就控制了人才的选拔，九品中正制成于曹丕即位之前，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各大家族的矛盾，但没有哪一项制度是十全十美的，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很快显现出来。
首先，司马家族肯定不会放弃“中正”这个肥差，掌握这个职位，等于掌握了国家的人才选拔，那些选拔上来的人大多数会效忠司马一族。前文我们提到过，司马炎曾出任中抚军，这也是接司马昭的班，本来军中就有许多司马氏的亲信，中正一到手，朝野几乎完全被其控制。曹丕能镇得住司马氏，曹睿曹芳也不是孬种，可再往后呢？如此一来，九品中正制反成了司马氏排挤曹氏的得力工具。
司马炎正是靠这些人登上王位的（当然了，不一定全是司马家族的人）。
随着时间发展，九品中正制被各大门阀势力绝对操纵，上面提到，品级主要以个人品行判断，到后来，则主要依据家世。这从根本上抑制了寒门士子进入中央领导层。如果你祖宗八辈全是贫农，那么很不幸，即使你有经天纬地之才，也只能做到县令。
渐渐地，士族门阀几乎控制了整个国家。西晋那几个士族，扳着指头都能数过来：司马氏，曹氏，羊氏，贾氏，杨氏等。千万别小看这几个士族，其中有的甚至影响了中国长达几百年。
刘毅曾上书直陈九品中正制的八大罪状，最著名的当属那句“上品无士族，下品无寒门”。刘毅时任谏官，主掌吏治，是西晋时期为数不多的正直大臣，一生不畏权贵。一次司马炎郊游，要刘毅将他与汉代的皇帝做个比较，刘毅直言相劝：“陛下可与桓灵二帝相比！”司马炎竟大笑：“有你这样的忠臣在，看来我还是比他们强一些啊！”在石崇王恺斗富时，刘毅家里却穷得都揭不开锅了，连司马炎都看不过去，经常派使者送去钱财以及柴米油盐（是够穷的）。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