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代持续的军阀争斗以及袁世凯复辟尊儒家思想为国教、张勋扶持溥仪复辟的事件让鲁迅等人意识到，没有教育与思想改革的政治改革只是空谈，儒家纲常对思想的压迫只会产生出新的暴君与顺民。可事实上，严复与鲁迅等人自身也深受影响的儒家传统思想与礼教的影响。他们身为读书人便自动肩负起救国责任的使命感，来源于传统科举体制所培养出的历史常态。只是与严复不同的是，鲁迅陷入了不得不尝试摧毁培养出自己的思想环境的挣扎之中，所以他的救亡思想最终走向了与《天演论》截然不同的路。
严复认为“以群为治”是解决问题的终极方案，正如《天演论》成书十多年前在日本盛行的“脱亚入欧”理论一样，严复也自然而然地把欧美列强看作进化的方向。严复对比了英人的殖民统治和海外华人在外的境遇而感叹：“天演之说，若更以垦荒之事喻之，其理将愈明而易见。今设英伦有数十百民，以本国人满，谋生之艰，发愿前往新地开垦·····中国廿馀口之租界，英人处其中者，多不逾千，少不及百，而制度厘然，隐若敌国矣。吾闽粤民走南洋美洲者，所在以亿计，然终不免为人臧获被驱斥也。悲夫！”由此可以看出，严复的终极理想是清国能够成为帝国主义殖民国家，而并没有对国家的形式以及社会的制度进行批判。
然而，鲁迅认为《天演论》的观点存在一个巨大漏洞——对西方帝国主义世界观的照单全收。在1908年出版的《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彼时使用另一笔名“讯飞”）批判了近代一些中国人“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的崇洋媚外而毫无自身思考的现象。这虽然不是在说严复思想肤浅，但他看到了自由主义思想的兴盛，同时忧虑中国正在接纳帝国主义这一即将在20世纪被淘汰的西方文明的历史残渣并奉为真理，这将让本就饱受陈旧思想束缚的中国进一步陷入泥潭之中：“顾新者虽作，旧亦未僵，方遍满欧洲，冥通其地人民之呼吸，余力流衍，乃扰远东，使中国之人，由旧梦而入于新梦，冲決器叫，状尤狂醒。夫方贱古尊新，而所得既非新，又至偏而至伪，且复横决，浩乎难收，则一国之悲哀亦大矣。”
鲁迅认为西方兴起的“非物质、重个人”思潮会带来帝国主义弱肉强食世界观的终结，其终将追随已经结束的19世纪进入历史垃圾堆，而“二十世纪之文明，当必沉邃庄严，至与十九世纪之文明异趣”，因此严复的“以群而治”也就没了价值。但这不意味着进化思想本身的无意义，w.uunsh．反而体现出其对鲁迅影响之深——他脱离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提出了以平等与独立思考为力量根据的社会进化之路，并以一个战士的身份同自身的传统文化起源痛苦地战斗。
《天演论》的问世，起源于甲午海战对清末知识分子的冲击；严复著书立论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将进化论单纯地作为西方的先进知识引进中国或是简单分析进化的意义，而是把进化论视为一口刻着“弱者民族灭绝”的警钟来引进并敲响。这本书为进化论在中国所定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基调以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概念影响了鲁迅青年时代的成长，使其产生了对中国陈腐思想进行革新的观点。他认同了社会进化的必要性，却否定了严复提出的目的。从根源上，严复冀希于清国国民能够将学习西方的人文建设、使自己的祖国不至于在虎狼环顾的黑暗森林中被西方列强猎食的愿景，和鲁迅不甘于国民只拥有强壮的体魄而灵魂孱弱、成为精神层面的弱者的担忧，都来源于扎根在他们思想深处的传统文化对读书人救国救民的使命感。
《天演论》引进的进化思想给了鲁迅一把切开病变的手术刀，而鲁迅不得不在攻击病灶的同时，也直面传统思想的善，以及其与自身的紧密联系。
【参考文献】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1923
鲁迅·《呐喊》·1922
鲁迅·《朝花夕拾》·1926
鲁迅·《坟》·1926.
严复·《天演论》·19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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