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养生学不仅注重客观因素在健康长寿中的作用，更关注如何在已然的客观条件中去努力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传统养生学认为客观因素与人的健康长寿密切相关。中国养生文化素来正视养生的客观因素。所谓客观因素，实际上包括先天遗传、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
秦汉时期，养生名家就认识到了自然环境与健康长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当时的《吕氏春秋》中就论述了水质与健康的关系：“轻水所，多秃与瘦人，重水所，多種与壁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痘与痤人，苦水所，多与伛人。”《黄帝内经》里明确地提出了地理环境与长寿密切相关，认为优美的环境、适宜的水土有利于健康长寿。东汉王充在《论衡》中也明确提出了人的寿夭取决于禀受父母先天之气的强弱，他说：“夫禀气渥则体强，体强则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命短。”可见，在汉末的养生理论中，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健康长寿与和先天遗传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后世的历代养生家对此也多有论述。明代张景岳提出：“先天强厚者多寿，先天薄弱者多天。”
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所以影响人们健康长寿的社会环境因素也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黄帝内经》早就注意到社会生活对人的身心分行存在重大影响，该书的《素问·疏五过论》称：“诊有三常，必问贵贱，封君败伤，及欲侯王，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痿壁为挛。”这就强调了社会地位的变更势必影响人的情志活动，从而形成致病之源。
众所周知，中国养生学作为一门具有强大生命活力的古老学科，注重客观因素在健康长寿中的作用并不是它的最大特点。事实上，中国养生学所关注的重点完全是如何在已然的客观条件中去努力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便达到祛病延年的养生目的。
明代张景岳则一方面承认人的先天遗传与寿天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却更为注重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说：“后天之弱者常知慎，慎则人能胜天矣。”
养生中所说的主观能动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主张气功的自我调养。气功调养正是这样一种改变人体素质的行之有效的手段。气功的定义尽管五花八门，但总体上说，它不外乎是一种通过充分调动练功者的主观能动性，以综合性地进行意识、呼吸、按摩和肢体运动等训练方式来调整、加强人体功能的自我锻炼方法。这种锻炼方法的根本作用就在于增强人体的“元气”。《黄帝内经》所说的“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正强调了气功锻炼有助于培养人体真元之气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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